当前位置：农民生活资讯网 >> 文学 >> 难忘2020 |出版界重译的外国名著真多 这是文学的需要吗

难忘2020 |出版界重译的外国名著真多 这是文学的需要吗

今年的文学出版翻译界“不太平”。

一是年初《在路上》引发了新一轮的公版书之争。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作品从2020年开始进入公共领域。就在2020年1月之后的几天，本报记者发现凯鲁亚克的代表作《在路上》在豆瓣上呈现了各种各样的出场。

“品种”的《在路上》。

出版业一直在讨论。此后，《畅销书公司大规模做公版，是行业衰退的信号吗？》 《出版社别拿公版书蹭热度》等文章引发热议。虽然重复出版公共版图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北京新华书店网上购书查询系统中有1411种《格林童话》，近十年一省八家出版社出版了186种《格林童话》”。在国脉和读者出版的经典文学名著中，许多经典作品的译者来自一些新的译者和作者。

今年8月，《麦芒》译本《莎士比亚悲剧集》被指抄袭《朱生豪》经典译本，《麦芒》译本数十种，涵盖小说、戏剧、散文、心理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然而，如此“平等写作”的译者却找不到任何个人信息。

麦芒翻译《莎士比亚悲剧集》被指抄袭朱生豪经典译本。

对此，《人民日报》记者在年底采访了著名翻译家、学者、出版商和文学评论家，请他们谈谈外国文学名著重译的现状、必要性和背后的各种问题。

为什么冒出了这么多经典重译？

两年前，文学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潘开雄写过一篇关于“重复出版”的文章。根据当时的CIP数据，在文学、哲学、军事、历史、古代汉语、启蒙、生物、林业等七大类涉及重复发表的课题中，文献重复发表率高的高居榜首，共有4000余种，占全年文献课题的8.54%。

他还总结了文学“重复出版”的三个特点：一是外国文学名著进入公版的比例最高。在4000多个重复话题中，此类话题已接近3000个，占64.57%；第二，也有很多中国原创经典进入公版。和老舍的作品一样，2016年进入公版。一年后，一堆“祥子”骑着骆驼陆续来了；第三，700多种文学名著的反复出版者都被贴上了“新课标”的标签。

“值得注意的是，重复出版不是存在于外国文学经典中的现象，也存在于中国文学经典中。中国的市场那么大，普通读者很难鉴别出版的好坏，所以只要是经典之作，就能分一杯羹。这些现象也说明我们的原创出版还不够丰富。”

潘凯雄告诉本报记者，就外国文学出版而言，如果是真正优秀的翻译，多几个译本不是坏事，平庸的译本是不必要的。至于所谓拼凑的、近乎抄袭的新译本，必须坚决取缔。

出版商彭伦也认为“洗译反复出版的问题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这是老生常谈。但是真的解决不了。”他提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著名翻译家、编辑马立克艾农几年前以假名被侵权，人文社和马艾农也起诉了侵权出版商。虽然他们胜诉了，但侵权人付出了很小的代价，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只要重译版本不涉及抄袭，“孰优孰劣”是没有绝对标准的。

“从出版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应该多想想为什么这么多名著要重译？”他告诉《The Paper》记者，现在的公版书有点像出版商的猎物，他们在盯着作家的生卒年表，看未来一两年有哪些著名作家过50周年，以便制定出版计划。公版书没有版权限制，成本低。另外，书籍知名度高，市场大，所以即使书商知道这个市场竞争激烈，也会因为“风险小于利润”而趋之若鹜。

根据2019年4月《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的报告，当当网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当当网销量前50的图书中，公众版图书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从2016年的9%上升到2018年的15%，增幅超过60%。

“这背后其实是我们图书市场的价格管制。现在的书定价太乱了。新书在网店往往打五折，假期还可以再做活动。出版商的利润率越来越小，出版新书的风险越来越大。自然，他们会考虑从公共书籍中获利。”彭伦说。

问题出在公版书，还是译者？

“现在大家似乎都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了公共书籍上，但大量非公共书籍的翻译质量也令人担忧。问题不在公书，而在译者。”《注释导读书》《新译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者兼学者傅光明认为，重译外国文学名著的必要性始终与翻译质量密切相关。

“莎士比亚的戏剧是由莎士比亚用英语写的，并已被翻译成世界各地的100多种语言。不同语言的翻译是莎士比亚戏剧的载体。然而，翻译并不等于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告诉《The Paper》记者，就连莎士比亚戏剧的英译本也被分成了“牛津”、“剑桥”、“阿登”、“河畔”、“黄沙”等几个权威的注释版本。没有独一无二的，更不用说莎士比亚的一半剧本，仍然存在“四版”和“第一对开本”的复杂问题。在英语世界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常用方法是指出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并对不同版本进行比较研究。

就中国而言，市场上有很多版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已经进入公版的朱生豪版本。

“但我想说的是，1936年至1944年的朱译本显然不足以满足今天的读者。”傅光明说，这不是朱前辈的问题，而是当时远非优越的客观条件。而且，语言也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我们也应该从历史、理性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待经典版本，尤其是在研究层面。

莎士比亚的翻译作品由朱生豪、梁实秋等前辈完成。

[新译]在确定《莎士比亚全集》之前，傅光明阅读了朱生豪、梁实秋、彭景熙等许多前辈的译本，觉得莎士比亚戏剧的许多译本，长期流行，不适合现代阅读，翻译中的“归化”现象也很严重。严格意义上讲，往往很难做到“信、达、雅”。以莎士比亚名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为例，朱生豪翻译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梁实秋翻译为《温莎的风流妇人》，彭靖西翻译为《快乐的温莎巧妇》。傅光明觉得这三个译名不太合适，自己翻译成了“温莎的快乐小姐”。

“也许翻译成‘浪漫’，是受了20世纪初著名的舞曲(《快乐寡妇》)的影响。反正单从剧情来看，满口坏水的福斯塔夫爵士试图勾引温莎的两位小姐，却被两位忠心的小姐骗了。在汉语中，一旦“浪漫”和“娘娘腔”(尤其是“娘娘腔”)结合起来，就有了特定的贬义，但实际上这两位女士一点都不浪漫。开玩笑地说，从剧情来说，打《温莎的风流福斯塔夫》比较合适。”KJV傅光明刚刚写完《温莎的快乐夫人们》，正打算以温莎为例，写一篇长篇文章，在阅读、翻译、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时需要彻底清理。

“朱毅、梁毅、彭懿，包括我现在的傅毅，其实只是众多中译本中的一个。作为莎士比亚戏剧的研究者，很明显，我们不能仅仅以一个中文译本为基础，这是核心问题。”他说之所以关注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是为了给新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读者提供自我比较和深入理解的可能性。

“目前，莎士比亚戏剧的新译本有13种，每种都有数百个注释，有数万字的长向导。通过给指南书做注解，读者会发现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高不可攀，难以理解。他们很有趣，充满新鲜的市场氛围。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个开放的、取之不尽的文学世界，是一个丰富而广阔的知识海洋。只有不断求知学习，才能真正推动莎士比亚戏剧的阅读、翻译和研究。”

经典重译，还有必要吗？

在《世界文学》主编的快乐观里，外国文学名著重译有出版商的商业考量，但也有其自身存在的理由。

“我们对翻译前辈充满敬意，因为他们做了一件开拓性和建设性的事情，这也是文学翻译中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完美的文学翻译并不存在，甚至前人的翻译也有各种遗憾，如误解、中外语言不兼容等。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前人在翻译时可能使用了二三十年代的语言，或者三四十年代的语言。与现在的语言相比，这些语言有时有点落后。"

因此，他认为外国文学名著的重译在今天仍然是必要的，同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如弥补以前的遗憾，更新语言，加强对原作者的理解，平衡外语和汉语。

法国文学编辑、译林出版社青年翻译家唐也认为重译经典是必要的。“这里的‘复译’主要是指更换新译者的译本和引进新译本；有时，也可以指原译者在完成一段时间的翻译后，对译文进行大规模的修改。无论哪种方式，都需要提高翻译质量。"

她说，由于材料的限制，老一辈的译者对语言本身或文化背景没有深刻的理解，这也会影响翻译的准确性。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便利，保证了翻译质量的提高。比如译林出版社在90年代就组织译者翻译《蒙田随笔全集》，当时基础书里有很多古法语，译者的工具基本上只有纸质词典。翻译难度很大，障碍很多，到几年前改版重译的时候，可以直接引用现代法语版本，翻译工具也升级了，使得重译工作顺畅了很多。

其次，随着语言习惯的改变，一些词语或表达方式可能会出现“过时”，旧版本将不再满足年轻读者的需求，因此有必要适时推出新版本。再次，译者的语言风格、个人经历和年龄阶段也会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她认为很多译者都有自己的领域和风格，擅长翻小说的译者不一定适合翻译诗歌，反之亦然。“译者在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经历，会对文本有不同的理解，导致不同的翻译结果。在翻译不太理想的情况下，也有必要改变别人的翻译或由译者自己修改。"

前一段时间，唐读了译者郭宏安的一篇关于文学翻译的文章，以《局外人》为例。她特别认同其中一句话：“经典之作，随时代进步而发光。常说‘你是新的，你每天都是新的’。所以没有什么翻译是‘一个方面决定的’。KJV不一定比老译好，后来也不一定能上来。艺术并不总是被新事物所重视。然而，人们总是希望后面的波浪推动波浪前进，每一代都是圣

浙江大学文科高级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许军对《人民日报》表示，自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以来，外国经典重译现象十分突出。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一本书一旦进入公版领域，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翻译。

许筠并没有完全否定重译，因为每个时代的读者都有自己的审美习惯和语言习惯，有时新译本的诞生也符合时代的需要。他说，但是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比如译者是否达到了翻译水平；重译能否超越以往的翻译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周可熙翻译的《包法利夫人》，黄元申翻译的《简爱》，都是让人眼前一亮的重译。

"事实上，外国文学名著重译有三种不良倾向."许巍说，第一，译者水平，责任心，道德观不够。二是出版者完全服从市场导向，拖延抄袭、拼凑等“翻译乱象”；第三，重译宣传中对以往翻译的尊重不够。

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翻译应该是一个“发现经典”或“重新解读经典”的过程。比如韩少功和他妹妹发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自己先翻译了Le Clezio的《沙漠》。“很多人说‘我翻译过经典’，但这部经典是公认的经典，所以你的贡献自然不如第一个发现它的人。译者应该通过翻译“发现经典”和“成就经典”

他还强调了当前翻译和出版市场缺乏专业批评。换句话说，翻译批评在今天是缺席的。“历史上我们曾经批评讨论过《红与黑》的翻译，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批评。现在市面上有100多种《小王子》，今年又来了一大群《在路上》。这些版本肯定有好有坏。在市场导向下，宣传翻译问题最危险。所以除了市场导向，我觉得还有学术导向。”

现在市面上有100多种《小王子》。

“总之，译者要有自律，出版商要有追求，读者要有判断，评论家要有担当，出版管理者要有规范市场的能力，这样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才能呈现更好的面貌。”徐俊说。

快乐也要求翻译批评在场。他说：“中国只有零星的翻译批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批评。事实上，中国文坛并没有形成真正系统的文学批评，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很多印证性的评论或赞美性的评论，批评的声音还是太少。”他坚持认为翻译的质量必须有一个标准，否则翻译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

他还希望未来的经典重译不仅包括翻译，还包括专家的指导、欣赏和批评，帮助读者做出选择和判断。“读者也需要对译者有所了解。我曾经认为翻译需要通行证，但现在大门敞开，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里真的是五味杂陈。优秀的译者引导读者。糟糕的译者误导读者。有时候，翻译是一场马拉松。”

《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

长期以来，我对文学翻译在许多学术机构中“不是成果”感到困惑：“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评价体系、奖励机制还是报酬标准，都表现出对文学翻译的严重歧视和蔑视，没有最起码的尊重。自然，我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所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文俊老师译的《喧哗与骚动》，高芒老师译的《人与事》，杨老师译的《世界美如斯》，叶老师译的《雪国》，易立君老师译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刘星灿老师译的《好兵帅克历险记》，都比很多“学术论文”和“文学批评”要好。相反，作家和读者对文学翻译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他们甚至明白，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文学翻译引领中国作家走过了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