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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两年内新增55家门店 是什么让这家书店风靡全国和东南亚

1932年7月，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的基础上，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称为生活书店。生活书店自成立以来，以“努力为社会服务，全心全意为读者寻求方便”为宗旨，出版了大量社会科学、文学和艺术书籍，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在极其艰难的战时条件下，生活书店逆势而行，迅速崛起，成为抗战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

“书的生产能力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生活书店成立之初，规模并不大。除了上海总公司，汉口、广州只有两家分店，香港有安生书店。

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后，生活书店总公司迁至汉口，武汉失陷后又迁至重庆。在邹韬奋、徐伯信的主持下，生活书店及时调整出版政策，力求为全面抗战服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在大后方和东南亚地区设立了55家分公司和分公司，并迅速建立了全国性的分销网络。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明凯书局之后的第六大出版社。

生活出版合作社组织系统图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告诉邹韬奋，“中国只有两家出版社取得了成功”，“我们图书馆的干部都老了，你们店里都是年轻干部，真了不起”。

生活书店的兴起，是抗战时期的出版奇迹。之所以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突然冒出来，与总行迁入后仍自觉依靠上海强大的印刷出版能力密切相关，也与中共的隐性帮助和支持密切相关。

生活书店总公司内迁后，上海由总公司改为分公司，只留下王、等少数人坚守“孤岛”。内地业务大幅扩张，意味着战时读物需求激增，“内地制造商品成本迅速上升，印刷和纸张条件日益困难”，使得生活书店更加依赖上海的印刷能力。因此，上海分行的出版能力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徐伯新于1939年8月12日发表了第《店务通讯》号第60条，说：我们在上海的工作，从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开始，就把重心转移到了大陆，但并没有轻易放弃这十年建立起来的文化基础，更没有忘记多少年来关心我们事业的读者。同时我们也估计到在敌人的威胁下，我们的店铺必然会被日本强盗残忍的摧毁，所以我们早就做好了有效的准备。然而，在整个抗日战争两周年期间，我们多次在“孤岛”中受到严重压迫。我们没有停下来，而是在增强自己的力量。当然，物质损失也不小。而我们的士兵在“孤岛”上的辛苦也是值得敬佩的。

生活书店昆明分店门头广告

生活书店上海分店不仅人少，而且情况险恶。从1938年开始，要分三个部分：一、远东图书杂志公司在福州路378号开业；二是以“石申勇庄”的名义在爱多雅路(现延安东路)河南路口中汇大厦出版；第三种是在萨波赛路18号(现淡水路)偷偷打工。

然而，与大陆相比，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仍然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例如，由于许多出版机构的搬迁，印刷行业关闭，排版和装订的价格跌至历史最低。“虽然没有新的纸张进口，但价格停滞不前”。

徐伯鑫曾经对比过上海和香港、桂林、重庆的制造成本，发现上海有明显的优势——。就印刷和纸张成本而言，假设上海一本书的制造成本是100元，香港需要168元，桂林330元，重庆448元。同时，上海不仅制造成本低，而且运输成本最低。

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爆炸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工作人员积极抢救财产。

由此，徐伯新得出结论：加强上海的商品制造，但发文要本着不妨碍当地环境的原则；适当扩大香港的制造能力，以供应不适合上海或受内地印刷条件限制的出版物；加强运输站，让桂林制造的不必要的商品也能搬出来，降低成本；顶级卖家和正规卖家仍由总行根据实际需要和经济能力有计划地进行分配，由上海印刷供应。

据统计，仅1939年，生活书店在上海出版的新书和重印本就有123种，其中初版至少有57种，大部分是关于抗日战争和介绍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

比如《辩证认识论》 《资本主义》 《什么是统一战线》 《什么是阶级》 《什么是社会主义》 《什么是资本主义》和《什么是帝国主义》 《研习资本论入门》 《雇佣劳动与资本》 《政治经济学论丛》 《〈资本论〉通信集》 《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 《恩格斯论〈资本论〉》。

再比如《帝国主义论增订本》 《实践与理论》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 《辩证法唯物论回答》 《苏联的民主》 《马恩科学的文学论》 《科学历史观教程》 《新妇女论》 《中国工人运动史》 《抗战中的中国丛刊：鲁闽风云》。

“向后方分发进步书籍”

虽然以上海为制造中心有优势，但如何将印刷好的图书运往内地销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抗战前，上海出版业的主导地位是靠远在天边的庞大发行网络支撑的。这个分销网络不仅覆盖全国，还覆盖东南亚，甚至在旧金山和纽约都有销售网点。抗战爆发后，东北沦陷，华北沦陷，东南沦陷，华中沦陷，最后东南亚沦陷。这个庞大的分销网络被切割肢解，跨区域统一市场不复存在。

8月13日上海淞沪会战后不久，日军占领了虹口世界书店的主厂，并组建了华中出版社，该社也主管沦陷区的出版业，负责印刷教科书。南京伪政府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对商业、中文、世界书店的中小学教科书进行删改，并组织力量编辑出版所谓的新教科书。

在此背景下，浦东东塘小学校长张文浩因“仍在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国语课本”被日本宪兵逮捕。至于其他“非法”读物，则更是严令禁止。比如1942年1月，伪水巡逻队在浦江崇明船上查禁了《雇佣劳动与资本》 《斯大林与文化》 《在德国女牢中》等29捆“共产书”，约2000册。

相应地，生活书店的出版发行不仅可能随时受到工商部的监视、警告和限制，还可能面临日伪势力的渗透、干预、查封和伺机迫害。如何突破封锁，向后方发行进步抗日战争书籍？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隐性帮助和支持。

1939年6月，生活书店为前线战士写慰问信，组织比赛。黄宝勋以642封获得一等奖。

生活书店上海分社不是中国共产党名义上创办的出版机构，但其主要组织成员如邹韬奋、胡愈之、徐伯信等都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民族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在绘制新中国出版蓝图时，曾计划将三联书店(原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改为最大的国有书店，可见生活书店与中国共产党的密切关系。

徐伯新回忆说，1940年秋，“上海地下党与第三书店上海办事处工作人员商量，派干部在苏北和苏中开办群众书店。由于第三书店在上海设有联络处，苏北根据地的出版工作持续了很长时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生活书店上海分社不仅在苏北建立了大众书店，并通过地下渠道将书籍送往全国各地，还计划在上海成立一家商业公司，以弥补经济问题。

1939年4月，生活出版合作社第五次理事会会议提出了新的商业原则和工作原则。

总之，抗战时期，生活书店以其顽强的出版能力创造了奇迹，不断为大后方提供精神食粮，成为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勇敢抗战、走向最终胜利的精神力量。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周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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