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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邮递员 轻轻地走

2008年10月22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在北京三联书店外。照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作者 |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强

编辑 | 陈卓

沈晚年经常出现在北京街头。他脖子上挂着一个u盘和PDA，肩上扛着一个挎包。经常去美术馆东街22号《读书》杂志编辑部“约会”。有一台复印机，他叫“傅小姐”，那是他的“爱人”。

他要用u盘找到“爱人”。u盘里有他在网上找到的文章。他打开打印的时候，别人的复印件都要在后排做，打印纸和墨盒，因为他的到来需要经常更新。

当他离开时，他的背包总是塞得满满的。有时候，包里塞满了他在旧书市场淘到的书。这些文章和书籍很快就会出现在一些朋友的邮箱或者他们工作单位的收发室。这似乎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也是沈下雪时送的。这种上门服务，很多朋友都喜欢。费孝通的助手张关生多年来积累了几十本书。

退休后的20多年里，沈一直以这种方式在北京四处漂泊。早年，他总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但后来他就不会骑了。他坐公共汽车或步行，听邓丽君的歌，在首都四处游荡。他最后一次出现在《读书》杂志编辑部是在2020年10月底，当时被诊断为肝癌晚期。

用文化董事长、正格基金创始人的话来说，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思想邮差，他的手可以把无数个装有思想和文字的包裹送到每一个饥饿的中国学者手中。

1980年3月至1996年1月，这些话被印在《读书》杂志的100多期和三联书店在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书籍中。沈曾任《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总经理。这位老人，一直到初中一年级，被认为是中国出版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

只是“邮差”已经不能自己送“包裹”了。2021年1月10日，女儿发现90岁的沈在睡梦中去世。半个多月来，文化圈对他的悼念和怀念一直在进行，人们怀念他主持的《读书》和三联书店，也怀念那个时代。

1980年4月至今，任三联编辑部主任、《读书》杂志负责人。1986年1月1日，他成为三联书店独立成立恢复后的第一任总经理。直到1992年12月，他从总经理的职位上退休，但继续担任《读书》的主编，直到1996年1月1日。

王强把《读书》杂志比作一个交流思想的集市。“这个集市充分体现了一种自由，一种自由、美好、高尚的道德”。“在当代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发展和公共空间建设中，如果只能选择一本杂志，无疑会是第一个推《读书》的。”历史学家雷伊说，《读书》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启蒙刊物，是风向标。

有人说沈的一生是“为了书”，但他常常自嘲为“学徒”、“书商”。其实他的生活远比任何人的评论都复杂。

申1931年生于上海。他的家庭正在衰落，他从小就辍学了。新中国成立后，考入人民出版社。“文革”期间，全家被迫分散到湖北咸宁农村。几经周折，他们从校对做起，成为总编辑和总经理。退休后，他迎来了出版生涯的“黄金时代”。

沈曾说：“我一辈子都是男人，一直在温柔地挣扎。它不是死的也不是活的。要生存发展，每个人都要轻轻的奋斗。这是我毕生的主张。”

他称自己为“知道者”，而不是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在中国社会转型最复杂的时代，以越来越多的读者，长期坚持一份思想评论杂志，就是为了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因为自身的无能，才能接触那么多有能力的人，做出这样一个内容远远超出我们知识水平的杂志。”沈对说道。

“我们的‘说话’方式不是对别人说。”申把办《读书》杂志的经验总结为“三无”:无能、无为、无私。在杂志社的编辑部里，除了总编辑沈的出身在银楼当学徒之外，编辑部里还有画家和卡车，略强一些

当过“工农兵学员”的，没什么学历与专业知识。王蒙曾经评价，这是《读书》杂志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

沈昌文办过读书“沙龙”“俱乐部”，后来，从电视厂售后服务的广告得来灵感，活动改名为“《读书》服务日”，每月一次，没有主题，不限形式，租个咖啡馆，摆十几张桌子，读者、作者花三两元买某个一起闲聊的下午，编辑活动其间，讨教主意。王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就是在喝咖啡时聊出来，后来成文发表。

活动地点有时是东四附近的点心店，有时是朝阳门外的冰激凌店，或者咖啡店。王蒙每月必去，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来参加过。有商人“谈得高兴，临行掏出支票，说今日全由他付账”。

沈昌文还爱组织饭局，这是他联络作者的“法宝”。他带王蒙吃过大闸蟹，带郝明义吃过臭豆腐，带陈冠中吃过洄鱼，带许纪霖喝过豆汁。饭局也就成了他约稿和聊出版选题的地方。

朋友们称他为“饭局局长”。他因此引来过批评，但靠着“吃”，他征服过不少文人。李泽厚、金庸、罗孚、秦晖、钱理群等都曾出现在他的饭局上。

他也确实爱吃，尤其是红烧肉。他负责《读书》杂志时，编辑部常有红烧肉的香味飘出来，当然，也有啤酒、咖啡，它们一起构成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辑部里必不可少的三样东西。

“编书犹如下厨。”他年轻时常开玩笑：“想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再传递给读者。他喜欢把认识的不认识的拢到饭桌上，让他们彼此认识、交流，甚至争论。很多人都成为他的作者。

上世纪80年代，在这本不大的杂志上，他们探讨不准用“？”的生活，谈论中国女性的问题，思考商品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去向。那些作者的一篇篇文章又经《读书》编辑部汇集成刊，变成一个个“思想文字的包裹”出现在全国各地读者的手上。

这样的包裹曾寄到内蒙古一个离退休的老头特吉斯手里，让他不再是那个“闭目塞听的可怜虫”。他从1983年就开始订阅《读书》。在1996年元旦写给《读者》编辑部的信中他写道，为了买到《读书》介绍的好书《顾准文集》，他寻遍呼和浩特的大小书店。亦有身处国外的读者，在国外图书馆遍寻无果，回国后带着几本杂志出国，杂志在朋友间流转。

1981年，在一次饭局上，华裔作家韩素音向沈昌文介绍了《第三次浪潮》，并随后寄来一本英文本。沈昌文先找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翻译了部分章节在《读书》连载，那些内容立即在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

1984年，该书公开发行。钱学森专门写过评《第三次浪潮》的文章，指出“书中提到的电子计算机、航天工业、海洋开发、遗传工程等新兴技术，确实对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沈昌文看来，那些年他经手出版的书中，最有名的是美国作家房龙的著作，尤其是《宽容》。沈昌文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一书中回忆道：“几经研究，我觉得他的《宽容》最符合当前需要。我们多少年来，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年头，受的教育都是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当然要改变，要提倡宽容，使人们的生活更舒适、更自由、更多生机和活力。”

这本1985年出版的书影响很大，吕叔湘后来专门夸赞过沈昌文，“这题材选得好”。沈昌文去世后，有人想起上世纪80年代父亲带他去汉口的书摊花2.05元买下《宽容》的那天，父亲说：“这是好书”。

“一个没有自己专业、没有特定立场、没有特别固执的角度的人，也许在那个时代当一个主编，恰恰能够开出一个百花齐放、自由争鸣的杂志。”1986年就开始成为《读书》作者的葛兆光说，沈昌文没有偏见，这是他最大的好处。

那时，经沈昌文手出版的书还包括瓦西列夫的《情爱论》、杨绛的《洗澡》、蔡志忠的漫画、金庸的武侠小说。当年出版杨绛的《洗澡》时，沈昌文被问“属于你的分工范围吗”，出金庸的武侠小说时，武侠小说尚在限制出版之列，还有“毒害青少年”的罪名。但这些问题都被沈昌文化解了，他说《洗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有“很强的人文思想”，最后出版方案都被批准了。这也是出版人陈昕觉得沈昌文最令他敬佩的一点，“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冲破重重阻力，想方设法出版好书、办好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