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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翻译不可或缺的中文力量《圣经》:王涛与“委托翻译”

发布于:2021-01-25

作者:王丹

中国翻译《圣经》是近代中国翻译数量最多、讨论最频繁、风格运用最丰富的翻译,对近代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说到中文《圣经》的译者,西方传教士当然是最好的,比如、马士基曼、郭、马多克斯、等等。事实上,在将《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传教士都需要中文助手来帮助他们翻译经文。

随着中文翻译《圣经》在国内的成熟,这些中国人作为助手,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鲜为人知。其中,有必要提到一位中国学者,——王韬。王涛是中文翻译《圣经》中最应该提到的中国学者。

王韬,原名王立斌,蓝青人。清道光八年(1828年),王韬出生于苏州地区常州县富力村(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陆贽镇)。1845年考上秀才,第二年去南京参加考试。1847年,其父常贵前往上海,在磨海图书馆向西方传教士传授经书。此时正是上海“委托翻译”开始聚焦翻译的时候。同年,王涛去上海看望父亲,顺便参观了伦敦传教士马多克斯主持的磨海图书馆。

1843年由伦敦传教士协会创办的莫海图书馆,是晚清上海第一家现代化出版社。磨海图书馆最早采用西式中文排版,并聘请一批中国文人协助翻译图书,以便更好地翻译出版西文图书,也为国人陶参与《圣经》等西文图书的中文翻译提供了平台和条件。图书馆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849年,应马多克斯的邀请,王涛前往上海磨海图书馆工作。王涛在磨海图书馆做马多克斯的助理。他努力工作,帮助马多克斯重译了《圣经》。王涛协助Maddox翻译了《新约全书》剩下的部分和整个《旧约全书》。他协助他的工作,直到1862年,当一封给太平军将军的建议信被发现,他被逮捕。在磨海图书馆同事的帮助下,他幸运地从上海逃到了香港。在香港,王韬开始帮助理雅各翻译整理中国经典书籍,创办了中国报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 《循环日报》,逐渐成为中国报业的政论家和先驱。

“委托翻译”作为著名的翻译之一,在《圣经》的中国翻译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王涛在中文翻译《圣经》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委托翻译”的文字进行了修改,使得译文语言流畅,文笔优美,可读性极强。由于语言流畅,该译本被英国圣经学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圣经》译本之一,备受好评。王涛在这部译作的汉译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王涛在《圣经》的汉译本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与他的推荐人马多克斯的翻译思想密切相关。事实上,在“委托翻译”出现之前,传教士们就对《圣经》的翻译原则有过激烈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翻译语言是否忠实于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是原本符合上帝的话语,还是融合了中国人的习惯,立足于中国文化本身去理解其信仰,把经文翻译成中国读者更容易阅读和理解的语言;二是用更多的书面文言文来赢得知识分子的注意,或者用更通俗的文言文来吸引更多的阅读群体。对于这两个论点,马多克斯的观点是,他倾向于用优雅的风格和更容易理解的文字来翻译《圣经》,这可以赢得知识分子的青睐,容易被文学和水墨新手所接受。而王涛的写作恰恰符合马多克斯所向往的优雅风格。

在“委托翻译”的翻译过程中,以裨治文和文惠廉为代表的美国传教士坚持直译和俗译,既要忠实于上帝的话语,又要使译文通俗易懂,容易为穷人所理解,而以马多克斯和邓力为代表的伦敦传教士则坚持意译和雅译,认为语言要符合中国习俗,译文要优雅流畅,便于知识分子和初入文坛的人理解。由于翻译理念的不同,经典合作翻译的愿望受挫。《新约》主要负责Maddox,《旧约》由裨治文和CuBertson M.C .翻译.

由于马多克斯倾向于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能够被更多的中国人阅读和接受,他想寻求一位中国本土译者的帮助,这位译者必须虔诚而尽责,并且对自己国家的经典文化有着深刻的修养。在这个标准下,他的私人老师王长贵被选为助理,王长贵开始参与“委托翻译”的翻译工作。他协助马多克斯翻译《新约全书》到《罗马书》。对于王长贵的中文翻译作品,马多克斯在他后来给伦敦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他充满了经典,可以说是一幅‘活画’

书馆’,能得到这样一位博学并且精通本国文学的人协助翻译工作,是很让人欣慰的”。但是还没有完成《新约》的翻译工作,王昌桂就不幸病逝了。王昌桂去世后,麦都思开始寻找顶替他的人。其他翻译助手为他推荐了王昌桂的儿子王韬。王韬虽然学问不及父亲,但他对才学的运用高于其父一筹,加之写作文风雅致,思想圆通。故麦都思两次遣使送函,邀请年纪尚轻的王韬到墨海书馆参与汉译工作。1849年王韬进入墨海书馆协助传教士进行译经工作,在墨海书馆,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和出版。

1843年,来自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城市的英美传教士代表在香港召开会议,讨论重新翻译《圣经》的问题。传教士译者每人都有一名中国助手,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组成了一个协助群体,这些助手都是才智出众,学有专长的人。王韬被“委办译本”委员会正式聘为文字襄理员,负责中文的修饰和修改工作。王韬被允许有自由的权利对文句进行改动,使得文句读起来通顺流畅,一气呵成。在王韬的修饰润色之下,从文白夹杂到优美的文言,该译本的译文风格雅致而具有可读性。

“委办译本”出版刊行后,王韬名声大振。很多传教士读后发现“委办译本”的风格,实际上就是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的文笔风格,语言华美简洁,很好地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语言融入翻译中,使得译本具有文学魅力。也有人持有否定的意见,认为王韬更多的运用了中国传统典籍哲学的说法,以及为使得译本语言简洁易懂而牺牲了许多准确的地方,这些都有违于忠实于原文。其实,王韬对基督教的教义大致是有所了解的,在对文字修改润色中也是重教义的。虽然因不同的立场而褒贬不一,但是从“委办译本”刊行后广为流行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王韬的成果备受肯定。

总之,在“委办译本”的汉译过程中,王韬的文字事工对该译本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参加委办译本的工作之初,王韬的目标是以“达”和“雅”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将《圣经》翻译成一部“杰出的中国文学作品”,绝对忠实上帝之言并不是王韬的首选,故尽量使其语言流畅简洁、文笔表达优美、具有可读性。这部著作是以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主要读者,让中国人在读到来自异国的基督教思想文化时,可以更易于读懂和理解。在王韬必不可少加工润色下,“委办译本”吸引了大量的读者群体,受到高度的赞誉,多次被再版重印,使得委办译本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之一。王韬作为中国人在汉译《圣经》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2。

【2】 赵维本:《圣经溯源——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

【3】 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载于《上海科技翻译》,2000年第1期。

【4】 游斌:《王韬、中文圣经翻译及其解释学策略》,载于《圣经文学研究》,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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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念业:《“佐译典籍贯中西”:王韬的翻译事业》,载于《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期,2015年3月。

【7】 颜方明:《严复与马礼逊的“信达雅”理论及圣经翻译对比研究》,载于《外语与翻译》,2017年第1期。

【8】 Jost Oliver Zetzsche:The Missionary and the Chinese“Helper”:A Re-Appraisal of the Chinese Role in the Case of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载于《中国基督教史集刊》,200年第3卷。

【9】 刘俊:《圣经翻译史》,载于《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第24卷,2008年第10期。

【10】姚达兑:《晚清传教士中国助手的身份认同问题——以王韬、管嗣复、蒋敦复为中心》,载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

(注: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研究生)

标签: 译本 圣经 王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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