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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回顾与思考

在过去的100年里，五四运动从不同的文化角度被塑造成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一方面源于五四运动作为矛盾统一体的属性——，其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甚至冲突的意识形态利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法官对历史的“选择”。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以一场青年运动命名的。青年和五四运动的由来，已经反复提到。单就这个话题而言，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五四运动给年轻人提供的启蒙，有多少没有被时间所湮没？五四运动留下的精神遗产中，有哪些可以加到现在和未来的青年身上？

我觉得，“五四”是对年轻人最重要的启示。一个世纪前，当我们看着世界上一代文化先驱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中国和西方“思想晚了，几千年了”，“每天都赶不上对方”；国家的病痛和人民的悲哀的深刻体验，使他们发出响亮的声音。——“这种散沙民族被抛入国际生存竞争的漩涡，国家的衰亡不可断送”(陈独秀)，“很多人害怕的是‘中国人’这个名字要被淘汰；让我害怕的是，中国人会从“世界人民”(鲁迅)中挤出来。可以说，正是这些先驱者的痛苦忧虑，直接指向了民族衰败的根本原因，也在五四运动中取得了成就。因为有苦，才会有无畏的责任。

在那个腐朽的时代，谁该为国家的兴亡多做些什么？谁应该有更大的承担？五四运动提供的答案是——年轻人，只有年轻人。“不原谅任何敌人”的鲁迅，一直是宽容的，对青年的期待和保护。他欣赏“幼稚”和“不稳定”的青春，希望青春“去掉空调，直接上去”，“做能做的事，说出来。”在鲁迅看来，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激进的文化转型立场，必然诉求于充满活力的主体——，即时代的“新青年”。

“承受”和“苦难”侧重于对现实的批判性改造。如果失去了“不稳”、“往上走”的主动权，青春就会偏离“新青年”的本义，回到衰老之前的中庸、衰老的老路。这里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案例。1925年2月，鲁迅应《京报副刊》的请求，在《青年必读书》的照会中写道：“我以为我想读的中国书少于——，或者说我想读的中国书不比外国书多。”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收到一些批文和谩骂”。其实，这种对“中国书”的震撼性评价，是对当时文化界复古思潮的一种反拨。在“整理民族遗产”的倡导下，一些年轻人“踱进研究室”，建造了自己的“活埋寺庙”；也有年轻人听了“纯艺术”的信仰，搬进了“艺术的殿堂”，却久久不愿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毫不掩饰他的失望和嘲笑：

看看报纸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极其浓厚。所有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堆在路上，活埋所有的家庭。“不情愿”可能是药方，但据我所见，有的人的——甚至变成了青年的——论调，和1898年政变时反改革派的论调一模一样。

—— 《华盖集通讯之一》

在鲁迅眼里，所谓的“实验室”或“艺术殿堂”，无非是束缚年轻人言行的“精神枷锁”，是一个公开的“陷阱”。年轻人进入了这个“陷阱”。“虽然他们愿意，但有一半以上的人仍然因为新想法而陷入‘老路’。”反对青年把自己埋没在一堆旧文件或“为艺术而艺术”中，源于青年作为特定时期社会变革主导力量的作用；也就是说，年轻人关心的是社会，而不是“纯粹”的学术和艺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不仅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对“新青年”的呼唤，也是他们义无反顾地去做的理念。

在“五四”时代，鲁迅、钱、陈独秀、胡适这些堪称一流学者的思想巨擘，竟“蜂拥”而至，掀起了从学术角度看根本不值一提的时评、杂感和白话小说。而且，他们还完全无视“价值中立”的“学术规范”，经常“走极端拼命”，推出“新旧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之类的话。我们要选一个”“不看中文书”之类的。在几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空气中，他们对一切有利于现实的事实视而不见；所有不利于现实的传统现象都会被渲染和总结

放大。这哪里是探讨学术的口吻，又哪里有平和中正的学者风范呢？

显然，对于他们，学术与思想的自觉蕴于启蒙的自觉，更蕴于改造社会的“矫枉必过正”的意图。这些不那么年轻的“新青年”们，视学术为社会之公器，所期望的是社会与民众在学术外获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异常地鲜明，不但理性健全，而且激情充沛，不但大胆探索，而且勇于践行。他们始终把人的价值看作终极价值，而不是学术或其他。他们深知学术的界限。假如学术一旦妨碍了对真理、对自由、对人的权利的追求，那么，他们就会随时扔掉它，恰如扔掉一只脏手套！”（林贤治：《五四：没有学者的时代》）

《学衡》是本以极鲜明的态度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刊物。

有意味的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强硬反对派那里，情形也是殊途同归。无论是对白话文运动的剧烈抵制，还是“昌明国粹”、“读经救国”的疾呼，他们也并没有安安心心做自己的学问，而是搁置手中的经书，卷入了一场又一场唾沫飞扬的论战。当然，在标准化的叙述里，他们的面容陈腐而迂晦，未必有“新青年”一般“进步”的觉悟和识见；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态度同样是恳切而热忱的，着眼点也依然是现实社会。如此一来，“五四”时代的天下学人——无论是启蒙还是反启蒙——皆成“战斗的学者”。或“猛进”或怀古，他们并不将“为人生”、“为社会”视作“为学术”的拖累，也从不缺乏介入公共事务的热忱，自然比不得今日象牙塔中的学者这般怡然清静，潜心术业考究，全不问窗外雨声风声。

某种意义上，“五四”时代的“新青年”，亦即有热情、现代意识和公共关怀的主体。所谓“新青年”，不是一个年龄阶段的代称，而是一个精神主导的概念。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里所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在新文化先驱者的眼里，理想的“新青年”，有着超常的敏锐、敏捷和敏感；欣喜在他们脸上写下欢乐，疼痛在他们胸口烙下伤痕；观照现实的忧患，更是让他们感觉因袭的重负，产生向上的动力和热情。这种基于忧患意识而又敢于担待的情怀，是“五四”的精髓，更是再造中国之元素。

一百年过去了。遥想上世纪初叶，那些身影活跃在历史深处的“新青年”们，对触目所及的时代痼疾心存忧患，甘于为了宏远的社会抱负有所追求，有所承担。过去和未来，他们都属于“醒着的”、“要前进的”的青年，自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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