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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纪念我的老同事和朋友傅高义

发布于:2020-12-24

保罗A柯文(1934-),美国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师从费正清和本杰明史华兹,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1984)和《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1997)他从1965年开始在卫斯理学院任教,也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凯文和傅高义已经认识将近60年了,在哈佛一起工作,并且有着密切的合作。傅高义死后,86岁的柯文教授应《www.thepaper.cn时报》的邀请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纪念他的老同事和老朋友。

凯文(左)傅高义(右)

我很感激有这个机会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我的老同事和朋友傅高义。我从1960年初就认识傅高义了。1962-63年,我在密歇根大学教书的时候,去听了他的一个采访演讲。在密歇根大学教了一年后,我在阿默斯特学院教了两年。1965年秋天,我接受了卫斯理学院的教学职位,这让我回到了研究生时代熟悉的波士顿地区。当时,费正清教授是哈佛大学中国研究的带头人。为了鼓励我接受这个教职,他答应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当时还是旧名)给我安排一个办公室。卫斯理镇距离哈佛所在的剑桥只有30分钟的车程,所以我每周都去哈佛,这样我不仅可以利用哈佛大学的中文图书馆资源,还可以成为中国研究的杰出学者之一。

傅高义教授就是这些学者之一。他受过社会学方面的训练,但学术造诣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学的范围,对政治学和历史学也很感兴趣。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为此感到骄傲。虽然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我听说过他的教学成就。2000年他退休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为他举办的圆桌会议,学生们对他的赞扬让我深受感动。这是我从未有机会看到的傅高义学术生涯的一个方面。当然,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年龄太近了。

多年来,我见证了傅高义职业生涯中的许多其他里程碑。他退休的那一年,也恰逢我从卫斯理学院退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最近几个月,学术界以外的朋友和亲戚问我一个越来越频繁的问题:‘那么,你退休后打算做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但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不禁感到困惑,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的教学生涯结束之后,我就“完了”。我相信,傅高义,这也适用于你。让我借此机会向您表示祝贺,同时向您致以良好的祝愿,祝您的学术“来生”长寿、硕果累累。"

不出所料,我对他的祝福实现了。在教学期间,傅高义在中日学术界发表了许多领域的文章。我想补充一下,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自由使用日文和中文文献的美国学者。他退休后写了两本很重要的书,《邓小平时代》出版于2011年,《中国与日本》出版于2019年。虽然傅高义主要侧重于社会学,但这两本书都有很强的历史感。我可能对这两本书做出了一些小小的贡献,因为傅高义把所有的手稿都寄给了我,并要求我从头到尾仔细阅读。我写下我的想法,寄给他。虽然他根本不需要接受我的意见,但他还是对手稿做了很多修改,让我再次看到,他自己的思想也体现了很多历史学家的意识。

傅高义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师和学者,而且比普通人承担更多的学术责任。费正清教授退休后,傅高义担任该机构的主任,该机构后来被称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1997年至1999年,他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创始人和主任。此外,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发起并主持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的讲座,每周中午一小时。

傅高义似乎有无尽的努力工作的动力。但是,不像很多忙碌的人,他特别平易近人,幽默风趣,面带微笑,乐于交谈。傅高义是美国东亚研究领域的巨人,我们会深深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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