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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中的夏朝溯源

演讲者：李

地点：蚌埠博物馆

演讲时间：2019年8月

寻找夏朝

夏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朝代。很多先秦古籍，如《国语》《逸周书》0101《古本竹书纪年》，都提到了夏朝，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世本》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游客们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观看展出的陶器。新华社

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疑古思潮并没有完全否定夏朝的存在，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人们对夏朝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半信半疑的传说阶段。

1924年，李宣伯在《史记夏本纪》卷第三期发表了《现代评论》，针对当时如何研究古代史的争论，提出“解决古代史的唯一途径是考古。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努力探索。”所以夏朝确认要走考古这条路已经成为共识。1926年，李记为了寻找夏朝遗骨，前往陕西夏县调查、发掘尹喜村。虽然在尹喜村的发掘中没有发现夏天的遗迹，但却发现了以彩陶为特征的仰韶文化。

二里头下都遗址博物馆大禹塑像。新华社

1943年，徐发表名作《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进行豫西夏遗址调查，1959年偃师二里头遗址试掘，可视为工作的继续。徐老师虽然将二里头遗址认定为锡伯族，但却掀起了一股从考古中发掘夏文化的热潮。当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更名为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豫陕两省文物考古部门均已开工。197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河南省登封市高城镇王成刚遗址的发掘召开了现场会议。王成刚、二里头、东下峰等考古队的领导或代表就夏文化考古作了报告。邹恒老师长篇大论，对夏文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对什么是夏文化有四种不同的理解：一、二里头文化在第一、二阶段是夏文化，第三、四阶段是商文化；第二，一至四期的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是夏文化；三、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不是夏文化；第四，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乃老师出席会议并作了总结发言。关于夏文化的问题，他认为：“首先，我们要假设我们讨论的夏朝在历史上是存在的，不像一些古代怀疑论者认为可能没有夏朝。其次，这种夏文化有自己的特点。夏文化应该是指夏朝的夏族文化。有人认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族文化。即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朝的祖先文化，也只能算是“前夏文化”，不能算是夏文化。夏代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称为夏文化。不仅内蒙古、新疆等边疆地区夏代少数民族文化不能称之为夏文化，商、周民族也只能称之为‘商文化至上’和‘周文化至上’而不能称之为夏文化。”他认为“有些事说不通”。至于邹恒提出的“郑州商城什么都可以说”，他说“可以继续学习”，但没有表态。这次会议是继1959年许对豫西夏遗址进行调查之后，又一次非常重要的夏代考古会议。有人称赞它是中国第一个夏季文化研讨会。

李，1937年生，曾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曾担任“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新华社

近二十年来，虽然在与夏代有关的考古遗址上有了一些发现，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考古文化遗存是夏文化的四种观点并存并没有改变。直到1996年，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周断代工程”的启动，为深入研究夏文化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

夏商周断代工程基础工作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由历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断代技术专家共同实施的系统工程。它的总体目标是制定一个夏商周时期的科学年表。由于条件不同，西周、商代晚期、商代早期提出的目标更为详细具体，夏朝只要求“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相对于西周和商朝，对夏朝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是对于承担这个任务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基本前提是从考古学上确定什么考古遗存是夏文化，而且要包含可测年代的标本。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为此，“工程”专门设置了以著名考古学家邹衡为首的“夏朝年代学研究”课题，并设置了初夏文化研究、二里头文化与夏商文化的划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康日食再研究、《尚书》星象与年代学四个课题。后来在实施过程中又增加了商州东龙山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学，鱼发三苗的综合研究，新沂至于定年，专门设置了碳14定年技术的改革和研究课题，有常规方法的改革和测试，骨样的制备，AMS(加速器质谱仪)的改革和测试三个课题。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考古遗址的发掘必须办理审批手续。根据研究需要，登封王成刚、蔚县瓦店、新密新岙、巩义柴绍、偃师二里头、商州东龙山等已申报的发掘申请均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和支持。除巩义柴绍外，其他遗址均按计划进行了发掘，并按要求采集测定了一系列含碳样品。2000年“工程”结束，《夏小正》(简版)出版，其“夏代年表研究”部分发表了文献中对夏、夏年记载的整理结果，以及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和断代，是对夏文化的考古研究。

二里头下都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绿松石龙”复制品。新华社

据文献综述，《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卷82)引《太平御览》，“从禹到桀十七，有无王，用了471年”，另说是431年。“471年，它包括夏季的‘无王’阶段，431年，它不包括‘无王’阶段。”文献中关于夏的首都有很多：《竹书纪年》引《史记周本纪集解》“夏(指禹)居豫，先阳城，后阳宅”；《史记音义》“齐帝，桂海位于夏邑，大帅在君泰”(在杨宅)；《今本竹书纪年》正义引用了《史记夏本纪》“泰康在找，你也住在里面，你也住在里面”；王松应麟《汲冢古文》卷4《夏都》引《通鉴地理通释》《湘荻秋，周宇卫魏》；上卷《世本》，《少康被归于夏薇(阳翟)》、《十八年，迁原》；《今本竹书纪年》引用《太平御览》为“从(原)向老邱移动”；《纪年》卷82引《太平御览》《帝，甲三分到位，住西河》；古本《纪年》说“太康居屋，夷亦居其内，桀亦居其内”。夏都虽多，但文献记载多，只有登封成功的阳城和洛水附近的榆水有考古线索或基本探明。1959年，许徐升在偃师发现并发掘了位于洛水附近的二里头遗址。“面积是9平方公里。这里有宫殿、坟墓、青铜作坊和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下都峪。”

二里头文化分为四个时期。两个断代资料的第一期，拟合后，是公元前1880-1640年；第二期有9个数据，拟合后为公元前1740-1590年；三个时期有三个数据，拟合后为公元前1610-1555年；四个时期有四个数据，拟合后是公元前1561年到公元前1521年。二里头文化从公元前1880年到公元前1521年基本上属于359年的范围，从禹到桀不到471年，包括“代夏”的“无王”阶段。二里头文化第一阶段碳14定年的中值日期是1760年，离文献推测的夏的第一年2071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二里头文化显然不包括最早的夏文化。

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王成刚遗址最初分为五个时期。负责“初夏文化研究”的方炎明将其合并为三个时期，其中一个是原始时期，有两个断代数据，拟合后为公元前2190年至2105年。第二段包含原第二、三期，第二期有两个数据，拟合后是公元前2132年到公元前2064年；第三期有两个数据，都是公元前2090年到公元前2030年。第三段包含原四五期，第四期有三个数据，拟合后是公元前2050年到公元前1985年；五个时期有两个数据，都是公元前2030年到公元前1965年。

《方案》提出“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评价”:“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二里头文化第一阶段和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寨二期遗存的确认，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初471年，夏初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公元前2132-2030年)的第二段。”

看了阶段《竹书纪年》(简化版)的成果报告，与上线前相比进步很大。就夏文化考古而言，我认为以下几项可以视为重要进展。

一是确认二里头文化是夏中后期的文化，夏初文化应该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

二是确认新斋期遗存的存在。新密市新寨遗址的某些单元所代表的遗存，早于河南二里头文化第一期，晚于龙山文化晚期。“新寨遗址的重新发掘始于1999年，证实新寨二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寨一期)相连，与二里头一期相连，这是肯定的

三、已明确“二里头遗址占地9平方公里，发现宫殿、墓葬、铜铸作坊和精美的玉器、青铜器、陶器，故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是河南登封王成刚古城，河南禹州瓦店是大型的晚龙山文化遗址，地基大，基坑多，玉器、陶器精美。他们的发现为探索初夏文化提供了线索。

新进展

作为国家“九五”计划的一个项目，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基本结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实际上一些工作，特别是一些考古课题还在继续。就夏朝纪年而言，近年来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列举如下：

第一，登封王成刚遗址的发现。城市遗址位于1976-1977年挖掘的小镇外。城东北的北墙断了小镇的北墙和护城河，西墙的南段被颍河冲走，东墙可能会因为武都河的冲刷而彻底毁坏。大成建造的年代在安进怀远王成刚遗址五期划分法的第三期，年代测定结果如上。

二、新密新寨遗址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新寨时期。城墙外有壕沟。根据年代测定，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市略晚于王成刚大城市或基本上同时期。在新寨市发现了建筑遗迹和零星的小坟墓。

三是宫城，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城墙的手工艺作坊遗址，更多的宫殿建筑基地和中高级贵族墓葬，出土的青铜胎绿松石镶嵌饰品引人注目。

第四，发现四期二里头仍有大规模的宫廷活动，四期末夏商之变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和蚌埠博物馆发掘的龙山文化于慧村遗址，发现了一组包括祭祀台、祭祀坑、祭祀沟、圆形遗迹和“棚”建筑在内的遗迹，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土山于慧王公”遗迹。

第六，经考古发现，石家河文化含有相当数量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因素，被认为是文献记载的“玉法三苗”形成的文化现象。

第七，碳14测试技术有所改进和更新，测试次数大幅增加，结果有所调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安五期之三)是公元前2090年至公元前2030年；新时代的第一段是公元前1870年到公元前1785年，第二段是公元前1790年到公元前1720年。二里头文化的上限是1735年，二里头文化是公元前1565-1530年，二里头文化是公元前1680-1530年。

上述进展极大地促进了对夏文化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其中一些已被写入已出版或即将出版的著作，如《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1996—2000年）》 《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我在《二里头》的序言中说：“一般来说，以王成刚大成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是3354‘新阶段’遗存(或称新阶段)

除了明确考古遗存的夏文化及其分期、年代外，更充分地论证了登封王成刚遗址是杜愚阳城的阳城，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太康、彝、解的都城。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文学史、考古学、断代技术等学科的合作研究结果证实，中国历史上的夏朝是客观存在的，夏史基本可信。最近发表的北京大学教授孙也持相同观点。

一些想法

作为《周约会工程》的见证人，我自始至终参与了这项工作。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困难很大，矛盾很多，但大家都坚信，设定的目标是合理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突出相关学科优势，共同攻关”的方针是正确的。“收集、整理、鉴定、研究传世文献和甲骨文、碑刻等古文字材料，通过现代天文计算，估计相关天文历法记载的年代；对典型遗址和墓葬进行了分期整理和研究，并进行了必要的发掘，获得了一系列样品用于常规和AMS碳测年。最后，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和其他方式综合各个学科的结论，进一步深化研究，尽可能得到合理的年表，是科学可行的。

不用说，由于参与项目的单位和人员众多，学科背景不同，视角不同，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是很正常的。这种问题一直都是通过讨论解决的。从1996年4月到2000年4月的4年间，共举行了52次正式研讨会，小规模交流会议不计其数。2000年课题完成后的后续研究阶段也是如此。研讨会上的大部分话题可以达成一致，但也有难以达成统一理解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保持不同的观点，避免坚持统一。不存在“领导说了算”或“少数服从多数”的现象。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关于夏商周时期的学术研究课题。学术研究有自己的学术研究规律，可以设定目标，制定计划，但不能设定框架，划定界限。实事求是是最高原则。在实施过程中，领导要求这样，大家也都这样做了。合作愉快是大家的共同感受。但是回顾整个过程，感觉在某些方面，比如我参与的《夏朝年表研究》，考虑的不够细致。在制定《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时，虽然在“夏代年表研究”的题目下设置了“夏代早期文化研究”的题目，但在提出重新发掘的地点时，王成刚登封被列在其中，只是重新发掘了过去发掘的小镇上的一些灰坑。在描述二里头文化时，有人提到它是“后羿代夏”的遗存，但并没有注意与之相关的遗址的发掘。直到“项目”后期才列出“新密新寨遗址研究”的补充课题，真正重要的发现都是在“项目”结束之后。另一个例子是碳14年代测定。升级设备和改进技术需要很多麻烦。只有当样本在“项目”后期基本上批量测试的时候，“项目”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后续的时间还得留很多工作。好在有关负责同志了解实际情况，了解承担具体任务人员的心情，支持后续工作。事实证明，正是在“工程”结束后，这些同志不畏疲劳，不计回报，不断努力，使这些工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九五”攻关项目，于2000年通过验收。如前所述，由于深化研究的需要，验收后研究持续了很多年，最终的研究文本也是去年才交付给科学出版社的。以最终文本的公布为标志，作为研究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可以说已经结束，但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包括夏朝。我们期待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让中国古代史的面貌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2019年12月28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