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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建国初期农村文化振兴的有效探索

振兴农村文化不仅是一个当代命题，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党领导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长期主题之一。回顾历史，毛泽东对振兴农村文化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其精神内核对今天的农村文化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作家刘清融入农村，用鲜活的农村素材写出了《创业史》，为探索中国农业的出路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左边的是刘清。

让乡村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

虽然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一直缺乏“以人为本”、“重农”的思想，甚至名义上的“民意”就是“天意”，但从本质上来说，人民仍然被视为封建文人驱使下的被动而无知的“暴民”，处于文化的边缘和“黑暗角落”。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价值取向，中国农村乃至中华民族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性”。对此，毛泽东指出，要摆脱封建旧文化对农民的压迫，提高农民的文化地位。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旧文化丑化、矮化农民的倾向从根本上被否定，农民成为新文化的主人。现代中国文化在理论设定上实现了意义深远的“价值转向”。

毛泽东不仅强调中国农民具有勤劳、勇敢、智慧、乐观等宝贵品质，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与当时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交往频繁。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尤其是尊重农村、尊重农民的精神内涵，贯穿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文化转型和建设的探索之中。在他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反映农村新秩序和新气象的文学作品如《红旗谱》 《创业史》，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如赵树理、刘清等大量涌现，与当时农村社会转型和风俗变迁产生了强烈的配合。例如，《创业史》年，刘清用新鲜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地描述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以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尤其是“翻心”的伟大转折。《创业史》一经发表，在农村引起了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了土改合作过程中农民的经典形象，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总的来说，大量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农民不再是文化舞台和舆论中老舞台上的“人渣”，而是成为主流和正面的有血有肉的形象；农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和盲区中脱颖而出，开始以大摇大摆的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变化为农村精神面貌的彻底创新奠定了基础。

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

毛泽东认为分散低效的小规模生产、低下的文化水平和自卑的心态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要帮助农民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整合和动员，使他们“组织起来”，彻底改造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增强农民的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在这方面，毛泽东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是利用熟悉的农村话语和农民的当地材料来增强农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农民的集体认同。

首先，利用乡土材料，可以塑造农村“乡土知识”，重塑农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导农民由“分散”向“聚集”转变。在农村社会父权制、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因素被否定后，党的组织领导成为最关键的组织资源。在传统因素大量存在的农村社会中，除了依靠行政手段和物质利益来动员农民外，还需要依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来建立和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即一定范围内的农民应该成为一个共享共同历史记忆、遵循一致或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尽可能具有共同或相似生活理想的集体。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广泛开展了“开会诉苦家史、村史”、“算账”、“缅怀甜思”、“讨论典型思想”等活动。总的内容是动员农民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主动发声，制造群体情绪，然后从集体和阶级的角度引导农民了解社会历史，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例如，为了动员农民执行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指出，组织，动员， 必须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确保全国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教育”，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 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进行教育动员时，要注意“把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总之，这种活动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农村素材，引导农民“发言”，使零散凋零的农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问题和共同记忆所丰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被风沙打散的农民逐渐建立了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农村形成了自己的舆论和村庄文化，农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农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具有关键意义。

其次，发掘农村文化资源，推进群众文化事业，引导群众宣传自我、教育自我，增强农村文化的主体性。在文化大众化的背景下，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找农民”，另一方面，他强调在农民的日常生产和劳动中有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料，这些资料比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更符合农民的接受和客观需要，因此更为重要。因此，毛泽东强烈主张农民充分挖掘生活内容、过程和创造，大力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使他们真正成为新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比如，他充分肯定农民“不仅是好散文家，而且常常是诗人”，“民歌中有许多好诗”，中国新诗发展的出路是“第一是民歌”。1958年，毛泽东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旨在动员农民自发地去挖掘甚至创作民歌，以显示他们的英雄气概，教育自己，鼓励自己。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国各地的群众文化活动变得活跃起来。虽然当时的群众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相对粗糙，但农民在熟悉的生活话语中实现了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在“玩自己，玩自己”的过程中增强了对农村文化的自主性、自信心和自豪感。农村社会的“精神和精神”逐渐凝聚，农民的被动、懦弱和“一切都不如人”的文化心态也在历史上发生了逆转。

传承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品格

价值观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建立和加强一种文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凝聚并贯穿其中的价值观的活力和魅力。为了彻底扭转农村和农民落后的精神面貌，需要重塑农村文化的价值品格和价值追求，明确表达农民应该倡导什么，农村应该倡导什么，未来的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充分发挥这些价值观的教育导向作用。

毛泽东大力提倡继承传统农耕文化优秀的精神内核，赋予其当代价值。以农民的主动性意识为例。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是勤劳勤劳的。虽然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延续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小农的盲目性，但“群众有很大的创造力”，只要引导好，改革好，就能适应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成为农村发展的精神动力。他一再强调，“我们要珍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社会主义热情”，引导农民把简单的积极性转化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思考、说话、做事的无畏创新精神”。在他编辑的大型文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他选编了各农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先进事迹报告，并写了100多条笔记，亲自讲述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故事，其中许多是农民敢于斗争、克服重重困难，甚至进行生产建设的故事，体现了中国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淳朴、勤劳、顽强、诚实、肯干的传统品格。

毛泽东对农村文化品格的继承、改造和提升，清晰地表达了农村及其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清晰地表达了迫切要求改变命运的农民对理想农村生活的期待，描绘了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新型农民的愿景，凸显了农村的独特价值。虽然当时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待提高，但农村不再是一个破败的家，而是一片充满活力的热土，承载着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奋斗者美好的期望。

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农村文化不仅生产和服务于农村，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积极组成部分。只有促进社会交往，农村文化才能更好地巩固其主体性，增强其内生活力，展示其独特价值。

20世纪50-60年代，在“缩小三大分歧”、“反修反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政治话语背景下，工农兵、商科学者、军人等“各条战线”总结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广泛学习竞争，掀起了“学多助少”的热潮。尽管有特殊的政治动机，但毛泽东大力推动农村故事的社会化传播，使农村价值观和故事成为“学习他人、帮助他人”的积极参与者，这表明农村价值观和先进事迹绝不是农村农民的“自我对话”，而是应该挖掘和宣传，使他们能够跳出工农和城乡的双重壁垒，在农村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发挥激励甚至教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亲自写诗宣传典型村庄。比如两首《七律送瘟神》歌颂农村干部群众努力消灭长期困扰农村的血吸虫病的事迹。他还说，这两首诗是“宣传诗”，与最近的大字报“略有等同”，可以在推进农村卫生防疫工作中“若即若离”。再比如，《七律到韶山》也用豪放泼辣的笔触，向全社会讲述了农村的巨变和“英雄无处不在”的全新面貌。这些描写农村、讴歌农民的诗歌广为传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其对提升农民“精神和精神”、提升农村精神面貌的作用是超越时代的。

(作者：中央党史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