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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会议纪要中的中国出版史

11月17日，《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新书发布会暨专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今年10月，上海陶芬纪念馆编的《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个记录跨度从1939年2月24日到1940年5月8日。这些年来，生活书店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各项业务蒸蒸日上，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明凯书局之后的第六大书店，发展势头强劲，受到同行的关注。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

生活书店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国家处于危险之中。《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全面呈现了抗战时期搬到重庆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和管理细节。首先是第五次重庆会员大会的记录，包括第五次理事会会议、第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第五次人事委员会会议、第五次监事会会议和第五次理事会人事委员会联席会议的记录。这一时期，生活书店一切工作的总方针是“弘扬大众文化，供给抗战需要，发扬服务精神”。出版了大量适应抗日战争需要、服务大众文化的书刊，为宣传、动员和支持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a 《生活书店1939年度工作计划大纲草案》，生活书店计划当年出版新书739万字；除已出版的七大杂志外，定期刊物还将根据能力继续出版几种通俗刊物、抗战画报、儿童刊物、少年刊物；在回顾了所有出版的书籍后，将它们分为四类：畅销书、二畅销书、慢书和绝版书。除了停办绝版书，其他类型都是一定量再版.甚至营业额都有具体的目标：希望增加到100万，内版图书60万，杂志15万，外刊25万。

陶芬研究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肯定了《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的出版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州表示，“八一三”事件后，生活书店总公司被迫西迁汉口，发展中心从上海转移到内地。1938年8月1日，他搬到重庆贾冉巷16号。1939年5月3日和4日，日本侵略者大肆轰炸重庆，贾冉巷遭到严重破坏。在同事们的努力下，生活书店的总管理处和分店储存的书，大部分都在一夜之间转移到了相对安全的雪田湾新址。从此，学田湾总管理处成为全国生活网书店的中心，指挥全体同仁在战时艰苦条件下不懈努力。

1939年重庆“五三”、“五四”爆炸事件后，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同事们正在抢救财务，并将其转移到安全办公室。本文来源：上海陶芬纪念馆

从1939年2月24日到1940年5月8日，前后虽然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但却是人生书店史上的里程碑。在这段时间里，生活书店召开了会员大会，通过了学会的新篇章，选举了新的领导机构，结束了“临时委员会”主持社会事务的历史。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曾对邹韬奋说：“中国只有两家出版社取得了成绩。”并赞道：“我图书馆的干部都老了，你们店却全是年轻干部，真了不起。”

但生活书店的发展势头并没有持续多久，即屡遭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当局轰炸，大量分店不是被士兵捣毁就是被查封。到1940年6月，在全国各地设立的56家生活书店中，除了5家因战争局势而自动关闭外，其余45家被关闭或责令停业，只剩下6家

生活书店响应号召，为前线战士写慰问信，组织比赛，黄宝勋以642封信获一等奖(1939年6月。前排左起：孙明欣、黄宝珍、张志新；后排左起：张志敏、张锡荣)

生活书店Xi安分店营业部室内，开架卖书是生活书店的特色。

生活书店昆明分店门头广告

吴州说，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书店仍然难以维持，更不用说发展了。但生活书店并没有倒下，依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不屈地奋斗，竭尽全力“供应抗战所需的精神食粮”，用“生活精神”写出了史诗般的出版传奇。“生活书店不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社，但它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和情怀。”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9-1940》是《陶芬纪念馆馆藏文献》第三辑。上海陶芬纪念馆建于1958年11月。成立60周年之际，开始了馆藏资料的影印计划。一、生活书店会议纪要影印出版。这批档案信息量大，自成体系，保存相对完好，具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之前《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已经陆续上线。

邹韬奋《全民抗战》 (1940)在重庆为张维元题词

《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37》第一卷从生活书店在上海成立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开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生活书店总部迁至汉口时结束。会员大会、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事会的会议纪要记录了生活书店初创阶段民主管理制度的形成和完善、社会事务和人事变动情况；第二卷《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8-1939》，起止于1938年1月3日，人生书店总公司迁至汉口，止于1939年4月。它记录了在战争动乱的特殊时期，取代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并处理社会事务、商业和人事的临时委员会。

吴州说：“出版社的会议纪要外人很少知道。个人认为生活书店的这套会议记录是近年来发表的最好的历史文献。它不仅可以用来研究出版文化，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群体。”

上海桃粉纪念馆馆长赵书雷表示，希望这些影印的档案能让更多人了解桃粉与生活书店同仁独特的经营理念和民主管理运作机制，为现代文化史、社会史、新闻出版史的研究提供更多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