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农民生活资讯网 >> 文学 >> 丁一超——法国记忆的领域

丁一超——法国记忆的领域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628页，128元

说起法国，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1789年那场不可绕过的大革命，奇迹般的圣女贞德，还是矗立在巴黎大地上的埃菲尔铁塔？不管我们怎么想，这些事件或事情已经成为法国众多象征之一。人们不再追求这些符号的过去，也不再怀疑这些符号能否代表法国。一切看似理所当然，但这些真的理所当然吗？任何了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大革命严重撕裂了当时法国的所有阶级。这种撕裂，在今天对大革命的两极分化评价中，以及对埃菲尔铁塔的评价中，都能隐约体现出来。其令人震惊的加固结构受到当时艺术界的严厉批评。因此，这些有争议的符号如何成为今天法国人的共同记忆，就成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对于像皮埃尔诺拉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编辑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为解读这一话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方式。这本书的中文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版权问题，本书中文版仅获得十一家论文授权。为了方便阅读，NTU出版社将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记忆与历史、记忆与符号、记忆与叙事。第一部分的理论建构是娜拉的论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由不同的作者从一些具体的符号中追溯和构建的。从7月14日法国国庆到环法自行车赛，再到普鲁斯特，这本书跨度很大，同时选择的角度也极其细腻。但也要指出，这本书的阅读门槛并不低。积累不够的读者会有一些阅读障碍。这一点在本书的第一部分特别体现。

一、记忆与历史与记忆之场

读过这本书的人很可能会被它的标题所吸引。“记忆领域”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优雅而深刻的比喻，还是娜拉对历史哲学的奇妙思考？对于急于求成的人来说，他们看到娜拉留下了这样一个充满辩证法的晦涩文字：“记忆的领域属于两个王国，这不仅是它的意义，也是它的复杂性：它简单而模糊，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它是最可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也是最抽象的创造。”

娜拉对记忆领域的矛盾描述与他对记忆和历史的理解是分不开的。在诺拉的语境中，记忆和历史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在民族时代，记忆和历史一度融为一体。这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最为集中。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有教育和指导国家的责任；国家认同需要通过解释过去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这只能通过强大而统一的集体记忆来实现。用诺拉自己的话说，“历史是神圣的，因为民族是神圣的。正是因为这个民族，我们的记忆才能屹立在神圣的殿堂里。”。

这种和谐是建立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的。那时候，过去还没有变成完全陌生和异类的东西，人们可以通过回忆来复兴它。今天的过去和现在很难融合。与过去的明显决裂导致了民族时代的消散。民族的解体失去了统一集体记忆的需要，历史也失去了传承民族价值观的使命。根植于记忆和历史本性的紧张和对立展现在人们面前。“历史的真正使命是摧毁和拒绝记忆。一个完全生活在历史影响下的社会，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了。它不知道记忆扎根的领域。”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处在断裂的十字路口。我们已经意识到与过去的分离，传统的记忆让我们如此陌生，我们很难通过记忆复活过去；另一方面，我们还能唤起足够多的记忆，这并不奇怪。在这个命运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记忆的具体体现。于是，记忆领域诞生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记忆领域成为记忆和历史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人们不能满足于简单的记忆。如果是这样的话，简单的回忆录就能满足这个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在记忆不复存在的环境中寻找的记忆场，必然是一个生与死的莫比乌斯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停止事件，暂时停止遗忘，固定事物状态，使死者不朽，使无形之物有形，将意义的最大价值锁定在最小的标记上”。当今世界对记忆的渴望唤起了纪念意识和对档案的渴望。

二、绕不开的法国大革命

今天，法国无疑拥有一个像满天繁星一样的记忆场。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作者还从他们自己独特的角度解释了环法自行车赛和普鲁斯特是如何成为一个共同的记忆领域的。安东尼孔波农在谈到普鲁斯特时写得很有幽默感，“伟大的作家不一定是我们过去读过的作家”。连《追忆似水年华》都没多少法国人完整看过。但这并不妨碍这个有犹太血统和性取向的边缘文化人成为今天法国人的记忆场。

记忆领域确实有和星星一样多的相对重要和不那么重要的部分。毕竟很少有人认为环法自行车赛比法国大革命更重要。这本书的内容也揭示了一些线索。第二、三部分，《马赛曲》年7月14日，自由、平等、博爱都与法国大革命直接相关。关于Jeanne和Laves 《法国史》的讨论也间接和大革命有关。说起法国记忆领域，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本身就是法国历史破裂的重要一环。

法国民族女英雄

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Christian Amarvi)指出，在今天的法国，7月14日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纪念性节日，不再有明显的争议。然而，100多年前，即使法国大革命已经过去了100年，法国人民对7月14日的理解却是高度撕裂的。甚至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也没有左派所描述的那么美好。或者更确切地说，巴士底狱遭受了完全耻辱的待遇。这一缺陷使法国右翼对第三共和国将7月14日定为国庆节的提议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当然，这些右派和左派在历史事实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双方看重的是解读，如何占据解读历史而不是历史真相的权利。这种对形象的争夺也体现在对圣女贞德的理解上。圣女贞德成为法国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象征。各方利用截取的故事，把圣女贞德作为自己的。用作者Michelle Vinocur的话说就是“整个洛林姑娘是统一的，可分离的”。更赤裸裸的是，一旦叙事不再满足需要，各派自然会采用新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话语。

无论如何，在第三共和国时期，7月14日至《马赛曲》与自由、平等、博爱之间的争议比大革命时期要弱。特别是在拿破仑三世塞登惨败之后，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尽力调解内部矛盾，把矛头指向普鲁士。这种对民族性的强烈需求和对统一记忆的强烈渴望。对于当时的主流政治家来说，通过和解来建立法国的民族记忆远比继续撕裂大革命造成的伤口重要得多。通过成功的修改和争议的减少，这些曾经极具争议性的符号逐渐成为法国人共同的记忆领域。在一战和二战的反复激化中，“整个大革命的记忆，尤其是7月14日，已经完全成为国家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超越了导致法国分裂的政治分歧”。

三、君主-民族-复数的法兰西

严格来说，即使不使用记忆场理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法国历史记忆中的一些趋势变化。记忆领域似乎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偏好和智力游戏。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哲学层面的娜拉，而是历史层面的娜拉。

根据诺拉的理解，法国历史学家过去在法国历史的建构中假设了一个被称为有机整体的法国实体的存在。他们用各种决定论把法国历史描述成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整体。“历史学家用实际的过去来解释现在，重新建立历史连贯性的脉络，即使是对于干扰程度和意义不同的层次。”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诺拉认为这种书写法国历史的方式所描述的现实是真实的，但它是封闭的。法国历史被封闭在决定论的符号中，失去了丰富性和多样性。或者用一些更通俗的话来说，这种叙事模式只描述了法国的一个方面，一种视角，一种态度。因此，有必要摆脱以往史学的叙事模式，建构一种关于法国历史整体性的元叙事。

这才是娜拉需要记忆领域的真正原因。他宣称“通过‘地方’的技术，我们要避开所有民族历史都逃不了那么远的怪圈，即永远用民族来解释民族，用法国来解释法国”。为了摆脱决定论的影响，《记忆之场》不再关注决定论，而是关注决定论的效果，“不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时间上的建构，以及它们意义的消失和再现”。法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君主、民族和多元的法国。

君主时代是法国共同记忆的最早构建，也是法国人是什么的最早痕迹。胡格凯普特成为建筑的起源。此前的加洛林王朝并不是法国独有的记忆。胡格凯普特建立的法国开普王朝已经成为一种只属于法国的记忆遗产。在整个君主制时代，法国的国王实际上被卡皮家族的后裔和旁系所垄断。这种几乎不间断的传递构成了君主制时代法国的延续。

大革命破坏了这种连续性，造成了法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决裂。然而，大革命在摧毁过去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连续性，即民族。法国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历史学家在认识到大革命爆发的同时，努力调和两个法国之间的对立，建立一个以民族为基础的法国的连续性。诺拉认为拉维斯的《法国史》就是这种思维的典型。“整个19世纪，人们试图诉说大革命的创伤，德国带来了冲击元素，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家认同的合理边界。原则上，最根本的创伤不再发生在国内，而是发生在国外。它不再是被谴责的旧制度和被接受的现代法国之间的内部矛盾，而是一个建立在自然起源基础上的民族和一个人为的、暴力商定的民族之间的外部矛盾。”正是在这个时代，大革命的许多象征成为法国人共同的记忆领域，并与君主制达成了某种理解。

法国大革命占领了巴士底狱

复数的法国代表了法国历史的新变化。娜拉认为她写《记忆之场》的时候，也就是八九十年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期。这与现代性的原子化和当代法国政治地位的下降密切相关。二战后，法国逐渐削弱为中等强国，法兰西民族的特殊性开始消散，成为一个普遍民主的国家。在原子化的现代世界里，没有统一的民族记忆，只有多元的法国存在。每一方都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自己的记忆场，寻求自己本源的圣洁。“20世纪最重要的两种政治现象，即戴高乐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代表了一个民族革命的最高峰——法国，也是它的绝唱。”

但是，复数的法国仍然保留着法国的连续性。民族情感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自己的等级和表达方式。高处是欧洲、西方世界和民族国家，低处是地区、家庭和家乡等地区现实法国的历史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对于今天的法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需要证明这种新断裂的合理性，以及断裂下法国不间断的历史的一致性。或者，用娜拉的诗意表达，“以同样的激情，同样的节奏，这些记忆场成了我的法国，每个人的法国，每个人的法国”。

四、余论

诺拉对法国历史连续性的想象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他利用记忆领域，试图回避过去法国历史中的意识形态历史决定论。但是，娜拉描述法国历史的元结构是否也是决定论？当他认为法国历史是有连续性的，把复数的法国视为完整法国历史的可能性时，他就步入了决定论的领域。

更重要的是，娜拉的历史建构必须契合现实。诺拉试图将20世纪下半叶的躁动归因于关键转折点的摩擦。“当另一种聚合方式走上舞台，当一个图像最终确定后，寻找坐标系和位置的需要就消失了。记忆的暴政持续了一个——的时代，却偏偏是我们的时代。”

记忆领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是我们发现，人们对身份的焦虑并没有丝毫减弱，反而走向了极端。复数的法国根本没有预期的和谐。这不仅是娜拉所担心的“上古恶魔”，也是一次彻底的共识打破。对法国的民主共识正在被各方撕裂，所谓的共和遗产正在失去魅力。诺拉曾经描述过，各派对法国民主原则的认可也减弱和动摇了。在欧洲层面，摇摇欲坠的欧盟似乎也表明，民族时代还远未结束。这让我们不禁要问，多元化的法国是短暂的时代，还是不可能的时代。

但是，娜拉的构建真的表现了法国人战后的心态。法国不再那么伟大，但法国人民自豪地认为，他们的遗产已经融入了一些西方价值观，并继续影响着世界。这是对辉煌过去的放纵，对现在的焦虑和妥协，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小期待；是法国面对自身和欧洲的弱势时的无奈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