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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达古代文化之都醇厚的人情味 老北京的洋车是哪里来的？

以老北京为背景的电视剧《新世界》播出后，部分观众对冗长而不合逻辑的剧情有不同看法，但对一些老北京场景和老北京人的生活还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剧中的主角之一徐天，他的姬旭汽车商店让许多老人想起上世纪上半叶的外国汽车、外国马车夫和外国汽车商店。

洋车作为老北京的象征，由来已久。就像台湾作家王敏在《故都乡情》里说的“说起古都风光，就要提到北平的洋车”，因为“洋车和拉洋车的司机最能表达古都的醇厚人情味”。

从1917年到1919年，人力车被用来躺在北京的街道上。西德尼甘布尔(美国)

20世纪20年代，两个外国马车夫。西德尼甘布尔(美国)

这辆外国汽车来自日本

洋车，又名橡胶和人力车，来自日本。日本在近代被中国人视为东方人，所以也被称为东方车。至于外国车是谁发明的，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美国或英国牧师在日本发明的。牧师说教，不是改善交通。牧师发明的外国汽车有可疑之处。日本人普遍认为是明治三年(1870年)铃木德牧发明的，但这种说法缺乏文字证据。洋车一度在日本很受欢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播出的电视剧《姿三四郎》(黑泽明导演)就是很好的证明。如今，在日本的一些大城市，洋车已经成为了观光的工具，有很多漂亮的年轻女孩拉着洋车，成为了当地的一道风景。它不仅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也体现了外国汽车是日本的“国粹”。

根据《老北京的出行》这本书，外国汽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是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是日本商人赠送给慈禧太后的。慈禧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物，但她仍然很时尚。她对外国的东西没有反感，比如化妆品，香水，香烟。她有几辆外国人送的车。她甚至下令修紫光阁铁路，专门为她设计，从中海映秀花园坐小火车去北海参观景心斋。至于洋车，她当然会接受。毕竟当时的洋车还是新的。

慈禧乘坐外国大巴只是一则轶事。相传她不喜欢前面拉车的太监或奴才，因为坐在车上看他们的背和屁股是对慈禧的不尊重，所以没坐过几次，洋车只是她的玩具。而日本人提供的洋车还在颐和园展出。

清末民初中国盛行洋车。北京的洋车出现的时间比上海天津稍晚。当时北京很少有现代意义的沥青水泥路，只有“无风三尺土雨泥”的土路和石路。起初，外国汽车的车轮没有充气轮胎，但铁车轮上覆盖了一层硬橡胶。在坑坑洼洼的土路和石头路上行走非常困难，车上的乘客因为颠簸而感到不舒服。所以清末民初洋车盛行。但上海天津新建道路比北京好，洋车更早盛行。北京有很多达官贵人。外出或上朝时，“六部九卿”、“王爷贝勒”要有仪式、旗锣、伞扇，只能坐轿子。而且武官出门打官司只能骑马。他们不允许乘坐轿车。在有皇帝的年代，文武百官不敢坐洋车上朝。这些都让洋车后来在北京流行起来。

日本人编的《清末北京志资料》里，也有一段关于洋车的叙述，说“人力车叫东洋车”，“人力车在庚子事变前几个月逐渐在城里出现”，发展迅速，“今天城里到处都是迎接客人的人力车”。但是“汽车的结构比日系车粗糙，比日本的农用车差”。坐外国车的人“大多是劣等人或学生，连小官都不肯坐”。然而，在民国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洋车里有达官贵人，有钱人，富婆，焦小姐，但所谓“下等人或学生”并不多。

至于清朝末年往来于颐和园和故宫之间的宦官喜欢坐洋车的传说，恐怕也是一种想象吧。清朝不允许宦官随便出行，很少单独外出打工。他们只能看外国车。清朝灭亡后，大量宦官被驱逐出境，他们也不会大摇大摆的开着洋车出宫。

有20多万名马车夫

《拉洋车》何大器作品

老北京的人力车夫也不少，因为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他们只能用好的腿和脚跑步，年龄从十五岁到六十岁不等。50年代，1955年左右，作者遇到一个“最后一个外国马车夫”，说他是“最后一个”，因为北京的四个九城找不到外国车，外国马车夫早就换成骑三轮了。当时他正拉着一辆又脏又破又没牌照的车。车上没有座位，车踏板上有一块碎城砖用来“压仓”。司机70多岁。他衣衫褴褛，拉着车在东四周围转悠。看来他不是想吸引客户挣钱，而是想回忆过去的沧桑。

老北京的外籍马车夫数量没有完整、全面的统计。1921年，美国人西德尼甘布尔出版了一本书《北京的社会调查》，这是1920年前后的一个数字。他估计这个城市大约有25，000到30，000人。事实上，有人估计当时北平至少有五万名马车夫。据《老北京的出行》:“据1934年市政当局统计，当时全市人力车(洋车)54397辆。”如果一辆车有一个司机的话，1934年已经超过5万了，有的车一天两个司机租(类似出租车的“两班制”)，那么拉洋车的人就多了。《增订实用北京指南》记载：“北京人力车数量自清光绪庚子年(1900年)以来的十年间逐渐增多，至今已达20多万辆。”说明本地的外国马车夫很多。

北平的外国马车夫主要是本地人，因为行业比较自由，想自己照顾自己。当地人熟悉地理，知道一些真假历史典故，可以向坐公交车的外国人炫耀。所以拉洋车是一些没有资本，不想大卖功夫的北平人的首选。

没有比老舍更了解北平马车夫的老师了。他塑造的祥子，成了北平洋车车夫的代表符号。小说《骆驼祥子》对外国教练行业和外国马车夫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揭示。他说：“北平有很多外国马车夫的学校：年轻强壮，腿脚灵活，注重租漂亮的车，整天拉着车，喜欢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收车都有自由.比这个学校稍微大一点的，或者因为身体关系跑的差一点的，或者因为家庭关系不敢白花一天的，大概大部分都拉80%的新车。”也有一些40岁以上20岁以下的人，“恐怕在前两个派系都不容易有位置。他们的车坏了，又不敢‘拉晚’，只好早早下车，希望能从凌晨挪到下午三四点，把‘车份儿’和自己的‘嚼谷’拉出来。他们的车坏了，跑得慢，要多走路，要少要钱。”北平的洋车车主比第三类多。

移居台湾的老北京人陈宏年在回忆录《北平风物》中也写过外国车和外国马车夫。他对外国大车和外国马车夫的记忆，充满了对北平的怀念。他说：“我记得在外国汽车流行的时候，它们都是非常精心制造的。这辆车的车身要么涂成黑色，要么涂成黄色，黑色和明亮，黄色和清晰。两轮钢条，环，闪亮的眼睛，面对太阳，闪闪发光的眼睛眼花缭乱。车身后面、车棚底端、车身外围、车把前部、铲子等推动装置。到处都在发光。”赞完人力车，还提到了马车夫。“拉人力车的大多是穷人，一个力，每天能得到两个满足。”“他们讲究年轻，干净，帅气！夏天是灰布上衣，白布裤腿，白袜子，黑圆领鞋，洗得一尘不染。冬天是黑布，小棉袄，棉裤，棉袍。当时司机的标准是一个印有经销店名称和司机编号的数字条。

外国汽车和铿锵汽车的轨迹。

国外的车也有“钱”

陈宏年说的是20年代前后北平的马车夫，郊区的马车夫是另一回事。郊区的马车夫“都是粗布裤子，大呢子底，帮里穿的鞋，全身都是黄土泥。白色的车帘和白布垫上盖了一层黄土，比城里的大车和城里的车差远了！”陈宏年的描述很地道。正如学者赵航所说：“陈洪年写作的最大特点是文字生动，对事物和人情的描写堪称精辟。陈洪年的描写是这样的，老舍老师更深刻准确。他认为很多外国马车夫的命运和经历和祥子一样悲惨，就是“在生死界限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就抓住车把。“。被学校开除的巡警或者学校佣人，吃光了资本的小贩，或者失业的工匠，去卖了也卖不出去。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咬咬牙，咬着眼泪，走上了这条死亡之路。”这些司机“卖掉了人生中最有活力的一段时间，现在他们把自己的窝变成了滴在路上的汗水和鲜血。”

外国马车夫是一个混合群体。他们有些人一辈子都是文盲，但有些人已经放弃了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有时会买一份晚报来读。在洋车最盛行的年代，一些因为住在山里而破产的前清王公也去拉洋车。克勤郡王是清初八大“铁帽王”之一，历代为世袭国王。但柯钦县王到了十七代，硬核庄稼没了，薪米没了，内务府也没发什么钱。他们的家庭只能出售他们的财产、王宓甚至他们的祖坟。没有足够的粥后，严森只好租了一辆外国车。不过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在那个赛季坐在王爷拉的车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生意也不错。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拉大车而“东山再起”，终究还是因为贫穷而死。因为严森拉洋车，他家柯钦郡王的称号被封为“车王”。

悲惨的生活并没有湮灭人性，有的司机还保留着善良的本质。鲁迅在《一件小事》中讴歌了司机的善良，甚至深深地感动了他。在一件小事上，他“突然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自己满是灰尘的影子突然高大起来，越长越大，不得不抬头才能看到”。

除了少数司机外，都自带车，大部分都是按日从车厂租的，每天都要交一定的“车分成”。开车的人靠租“车”，手里拿着几辆车，收藏“车”为生。他们都是吃大头脸红，就像《骆驼祥子》里的刘四。据《老北京的出行》记载，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平有近1000家大型汽车厂，其中最大的是朝阳门小南街的宝兴汽车厂，有400多辆人力车。朝阳门街的车辆段和繁华车辆段，崇文门外头条的唐车辆段也有一两百辆。“。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公布的《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中，列有43家外国汽车制造厂，并标有地址和电话。其中一个汽车厂的名字很有意思。比如东四牌楼南街的一家汽车厂，叫“爱群”；朝阳门街的一户人家，叫“圆伦星”。阜成门街的“吉田线”可能是日本人开的，也可能是与日本有关的人开的。

洋车在中国流行了30多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洋车换成三轮车，拉车的人都去蹬三轮。国外的车厂只能换门经营三轮车或者租车业务，基本上没有他们的踪迹。

国外汽车改进后的人力三轮车。(德国)森洵

外国马车夫，有媒体称此人是克勤县王。不知道是真是假。[美国记者迪米特里凯塞尔]

这个棚子是给司机休息的

外国马车夫靠实力吃饭，几乎没有一个靠拉外国大车发财的。他们的生活极其艰难。当年他们往往是慈善或慈善援助的对象，也参加过“窝头社”、“丝带社”自助。在亦舒的《宗月大师》中，讲述了宗岳师傅从苦难中救出老舍去上学的故事。宗岳是僧人和宗教领袖，俗名“刘善人”，给他“拉月亮”的马车夫多次被他救起。北平的冬天，水滴成冰，他脱下棉裤交给马车夫，宁愿自己冻着。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很感人。在当时的社会中，有人站出来帮助人力车夫，使他们冬天不会在街上“躺”冻死，于是“人力车夫休息处”就产生了。

“人力车夫的休息所”，也被称为马车窝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详细记载于《增订实用北京指南》。据说北平有许多外国马车夫。”一般穷人老老少少都在争夺，就像一个行业。“马车夫“夏天在烈日下奔跑，冬天在寒冷的冰雪中旅行，特别尴尬”。”谁在为它计划，寻找一个休息的地方，以便减轻它的痛苦”。为此，民国八年(1919年)“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创造了一个黄包车司机的休息场所，认为是用来休息和喝水的，给了这些穷人和老人一个喘息的机会”。

当时北平有18个“人力车夫休息处”，大部分位于繁华闹市外国人力车夫等候的“车口”附近。在这18个临时建筑中，9个都是由中国和西方慈善家在北京建造的，另外9个是由“史静警察局”管理的。

《北京的社会调查》更详细的叙述了“人力车夫的休息所”。《调查》也提到了建休息室的原因：“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个外国人想去剧院，告诉司机在门口等他。几个小时后，老外出来，发现马车夫诚心诚意地等在那里，却被冻死了。”“在这次事件的刺激下，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联合组织了一个救援协会”，筹集了一笔资金，修建了一些棚屋。司机“可以在这些窝棚里取暖，喝点热水，干干被汗水浸湿的衣服”。

小屋很简陋，只有一层水泥地面，屋顶抹石灰。“房子里的墙壁周围都有凳子，所有的墙壁上都开着窗户，让司机在这里取暖的同时也能照顾好自己的车”。小屋由一些不会拉火车的老司机照看。他们负责冬天生火烧水，费用由建设者承担。三轮车取代洋车后，这些“窝棚”也消失了。

不管是“人力车夫的休息所”还是“窝棚”，像以前的“粥厂”、“暖房”，虽然是为了扶贫而设立的，但毕竟是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困苦。

电车冲击外国汽车行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平的外国马车夫是“京味文化”的代表，有时还会受到外国人的称赞。虽然他们在微笑时不像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的轿夫那样“像哲学家”，但他们确实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当西德尼甘布尔在北京做社会调查时，他注意到了那个外国马车夫。他说：“尽管生存艰难，北京的苦力马车夫却以对生活微笑著称。在商业的竞争中，他们有一种善良的天性，总能从身边的人和事身上找到一些欢乐和欢笑。虽然年纪大的人比不上年轻人，最终会因为跑得太慢而被淘汰，但他还是会笑，虽然笑的可能很苦。”随着时代的发展，洋车被淘汰，洋车车夫行业也消失了。

和人力车夫一样，外国人力车夫也是一个混血儿群体，自然会沾染旧社会的一些陋习。1924年12月18日，北京出现了一辆俗称“当当车”的有轨电车。当时只有一条路线，从前门到西直门。当时只有十辆左右的车，却极大地改变了北京的交通格局，让老北京人知道了高速、低价、便捷的优势。到1929年，有六条电车线路，大大方便了市民的出行。电车的出现真的影响了洋车的买卖，有的司机把电车当自己饭碗里的刺。一开始他们只是在修修补补，故意把电车轨道上的车弄坏，或者用电车“碰瓷”，千方百计阻止电车正常运行。

1929年10月22日，黄包车夫们在黄包车工会的组织下发起了一场大示威。与学生不同，外国教练的示威和抗议没有贴标语、喊口号或散发传单，而是使用武力。大示威的目的是摧毁电车，拆除铁轨。示威活动轰轰烈烈，以砸拆为主要手段，引起了北平市民的围观和不满。

据有关史料记载，此次事件“砸坏了43辆电力机车、20辆拖车、5个火车站、10多个轨道叉、300多件物品，丢失车票和车票130张，重伤14名司机和售票员，轻伤10人”。当时北洋政府执政，“事发后，军警三军剿捕人力车1200辆”。由于舆论压力，“大部分被拘留几天后就被释放了”，但组织策划的四大工会领导人在天桥被枪杀，人力车工会被解散，部分人力车逃亡，失去生活来源。

外国马车夫的示威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此发出了《告全国工人书》，并在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出了《援助人力车夫通电》。由于沟通不畅等原因，外国司机对“工人书”和“通电”不太了解，北平处于白色恐怖中，外国司机只能放下心中的仇恨，脸上挂着笑容，重新拉车。因为电车数量多，他们的生活更苦。外国马车夫砸电车，拆铁轨，只能吞下苦果。

外国车和外国马车夫的历史只是昙花一现。如果没有《骆驼祥子》这样的文学作品，或许大家都会忘记。今天，当那些马车夫的后代沐浴在幸福的阳光中时，回忆外国的大车和外国的马车夫也是一种回忆。《新世界》里有很多剧情都和洋车、洋车车夫、洋车厂有关，洋车也是剧中重要道具。但故事的背景时间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那时北京已经不再流行洋车，人们骑三轮车旅行至少有十年了。如果导演了解这段历史，他可以把外国车改成三轮车，把姬旭车辆段改成三轮车车辆段。另外，在北京，国外的车多为单座，双座的不多。像《新世界》，不会发生两个大老爷们或者一男一女共用一辆车的情况。另外，国外的车可以穿小巷子，但是无论跑多快都追不上车。剧中外国司机拦沈世昌的车是不合逻辑的。

外国大车和外国马车夫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会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编导们要像拉洋车的祥子一样，真实地再现洋车和洋马的历史，这样才能作为一个可信的形象永远存在下去。

(原标题：老北京记忆中的“洋车”)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张

流程编辑刘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