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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写作只受自己内心的支配
林贤治。数字/受访者提供
本刊记者/仇广宇
任何接触到林贤治的人都会立即感受到他的温柔和体贴。对于别人的问题，他会主动，每一个细节都会回复。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和作家，几十年来习惯于在下午和午夜编辑书籍和写作，喜欢“半夜跳舞”。所以他会提醒多次打电话沟通的人“按时吃晚饭”，吃完再聊。
林贤治的写作总是开放和自由的，没有界限。当时，在父亲和老师的培养下，农村少年林贤治本可以考上大学，但他在17岁时受到批评，无法进入更高的学校。文革中，他因为身份问题屡遭诟病。改革开放后，他逐渐发展成了一个除了编辑之外的自嘲式的“非自由自由作家”。
对被批评的恐惧会逐渐平静下来，但相关记忆永远不会被抹去。因此，林贤治的写作和研究始终围绕着他的人生经历和他想探索的问题展开。而他的动力总是来自家乡，来自家乡的农民，来自农村的土地。他也会不自觉的看向身边的弱势群体，——老人，孩子，农村妇女。他把这一切写进了一本新书《故园》。现在，经过几代人的变迁，他的“故乡”取得了经济上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却默默的失去了。
动荡的青年时代
1948年，林贤治出生在广东阳江的一个农村家庭。他妈妈生了很多孩子。只有他和三姐四姐活了下来。我父亲，开了私塾，行医，对他的教育要求很严格，要求他从小读汉字，学习汉字。初中时，对政治麻木不仁的父亲将他的教育托付给被称为“右派”的语文老师谢。他的“杂科”和古代文学课程深深吸引了他。他学习了胡适提倡的“克读法”，读了不少文学作品，还经常去谢老师家学诗，感受他的沙龙的人文气息。
在高中，林贤治遇到了另一位“右派”老师，梁永熙。梁老师的课鼓励开放的思维和阅读，使学生能够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教科书以外的其他内容。但由于与梁、三首诗的交往，这位高中生被人举报，后被批评，成为高中时期少有的经常写思想报告的人。一个“工作组”找他谈话说：还好你不是18岁。按照你的思维，18岁就要进监狱了。
1965年高中毕业后，林贤治因“思想问题”无法进入大学，不得不回到农村务农。“文化大革命”前夕，农村的和平景象早已被打破，斗争的气氛无处不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问题”被翻出来，被村民写成大字大字报，比作“三家村反党集团”里的“小邓拓”，批评了他两天一夜。
“上中农”的身份也成为林贤治的另一颗“定时炸弹”。更何况他家有海外关系。在运动后期，林贤治继承了父亲的工作，在大队的允许下为村民看病，因为他懂得“黄绮艺术”。他对此不感兴趣，所以他暂时把医生身份作为一个安全的选择。在用作乡村医院的小屋里，林贤治写了一篇手稿、一首长诗和11篇论文，藏在书桌的夹层里。
1981年，林贤治被借调到广州出版社。我从“临时工”做起，开始了近40年的编辑生涯。来到广州，他有幸接触到大量的政治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的作品，以及他从未见过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他可以用自己的生活情感和个人色彩阅读和写作。令人惊讶的是，两年后，在1983年的“消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林贤治被批评为“鼓吹现代主义”。虽然暴风雨很快过去了，但这一切对他曾经脆弱的心理又是一次打击。
经过这一切，林贤治对“独立写作”没有任何感觉。他只知道自己是一个学习有着深刻人生阅历和问题意识的探险家。他甚至觉得自己不是研究者，而是在自己的内心控制下阅读写作，带着疑问阅读。他的编辑和写作聚焦于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命运。无论是对鲁迅、萧红、胡风、巴金等人的研究，还是对西方知识分子、苏联、东欧命运的长期关注，“黑五类”儿童的声音记录，都在不断地通过编书、著书来探询自己的命运。
乡村、女性和弱势群体
林贤治的编辑和写作工作几乎是沿着“偶像”鲁迅在《呐喊》和《彷徨》两条路线进行的：《呐喊》讲的是农民的命运，《彷徨》主要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新书《故园》出版于2020年，
是这样一本被称为“反田园诗”的作品。
林贤治新作《故园》。图/三鸣堂文化
“反田园诗”其实就是现实主义，林贤治称之为“忧郁的现实主义”。他在历经过那些巨大的风浪之后，曾一度想到，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一生安稳地做一个农民。这不是“凡尔赛体”的矫情，也不是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那种田园诗式的抒情。他对农村的怀念、对农村生活的讲述完全是建筑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处于不断的动荡、变动之中的农村生活，不是和平的、安静的，没有这个东西。”林贤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离开农村的林贤治仍然敏锐地观察到了农村发展之下的种种断裂：发展的是农民有了房屋、能够温饱，过上舒服些的日子，但另一方面、养老金匮乏、空心化、后代教育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早年的政治运动对农村的冲击早已使宗族社会发生断裂，改革开放后，宗族关系又被金钱关系所代替，充满温情的人际关系逐渐变得淡漠，农民骨子里的质朴与土地连结在一起的道德都在不断遭到破坏。
《故园》中记述的林贤治身边人的生命故事，母亲、父亲、三姐、四妹、老师、同乡、同学都成为他记述的对象。其中有人在运动中失去亲人，有人富有音乐才华却无法受到完整的教育，终生漂泊，还有人曾在“文革”中冒着危险帮他烧书。他记录事实，为这些人的命运喟叹，舒缓的叙述之下透着深深的共情。
在这些群体中，林贤治对女性问题有着超乎一般男性作者的敏感。父亲对母亲的平等态度，家中女性较多的现实，都让他对于女性易于进行换位思考。另一方面，他在农村生活时亲眼看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的限制。她们承受着家务、带孩子，被“悲剧性地消耗”，然后却因为疾病被夫家嫌弃，愤而吞药自杀。这一切都让林贤治深切感知到农村女性无援、无助的卑微地位。
林贤治仍然想念家乡和农村，因为如今他感到自己仿佛完全在生活之外——上班、看稿、读书的日子是脱离了社会的生活。当年在农村的日子虽然艰苦，但那才是真正“陷入生活里面”，这种生活用普希金的话说就是：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念。对于农村问题，林贤治还没有写够。他收集了100多本关于农村的书，打算经过研究之后，继续书写他在农村看到的一切。
小人物
在写作上不依附于任何机构的林贤治，常年从事保留记忆、抢救“遗产”的写作。他承认这样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因为很多人对历史记忆出现了空白，甚至对同一件事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解读。对此，他觉得普及常识、公开信息、允许争论和尊重历史，是他能想到的“历史记忆正常化”的四种方式。
他观察了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脉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单位人”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自由人格，再到20世纪90年代受到的商业化影响，他始终认为批判性是知识分子身上必须保留的特征。面对商业化大潮侵蚀和学术“抱团”现象，他时刻保持警惕。他追求文体上的美，欣赏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海涅的政论和本雅明的文本，尼采的思想随笔。“他们非常自由，因为他们就忠实于自己的思想。”
这种独立性也体现在林贤治的编辑工作中。当编辑时，林贤治保持着他一以贯之的性格，温和背后有着毫不动摇的原则。他说自己宁可得罪作者，绝不得罪读者。他敢于退冯亦代、董乐山这样重量级的作者的稿件，但也会写下详尽的退稿信说明原因。有趣的是，说过实话后这些“大咖”不但不介意，还依然和他保持深厚交情。邵燕祥还曾经称他是“中国第一编辑”。
比起名人，林贤治更愿意把精力花在小人物身上。几年前更新博客时，林贤治会叫家人每隔两周把网络留言打印出来拿给他看。一次他发现了一条投稿留言，是一个40万字的来稿。自由来稿的质量一般都不高，但当他开始阅读后，却一口气读了几十页。后来他才得知，投稿人是生活在江苏的一个开油盐杂货店的农妇。林贤治意识到，这个人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作品却真正值得被人阅读。他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把这部作品的文字瑕疵修改至符合出版要求。
那次“投稿事件”令林贤治开始深入地自我拷问。他心中一直认为自己是同情小人物、和小人物站在一起的，对别人述说的时候也乐于如此表达。但这一次他开始反思：一开始的不重视，是否表示自己骨子里还是有轻视小人物的优越感？
如今，林贤治依旧过着规律的日子，退休后的他还继续到出版社工作。哪怕是节假日，他都会在上午11点左右起床，下午4点钟准时步行20分钟来到办公室，工作到晚上7点多钟，回家后继续读书、写作至凌晨3点。他大多数时候只愿和至交好友来往，不聚会、不扎堆，只过编稿、写作、逛书店的生活，乐此不疲。
不过，和十年前那个不碰电脑、写博客都要请别人代劳的自己相比，林贤治这些年还是努力跟上了时代，他学会了使用微信和简单的电脑打字，可以直接上网看新闻，最近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美国大选。这种简单的生活尽管显得有些刻板，但对于曾经经历了太多精神动荡的林贤治而言，未尝不是一种他所梦想的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