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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铎研究的伟大成就—— 《王铎年谱长编》及其生平轨迹与考证

王铎是晚明最具特色的书法家，他深受“好书好线”的影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薛龙春最近发表了《王铎年谱长编》，重点介绍了王铎一生的活动、交往、诗词、书画。生于王铎(明万历二十年)，死于王铎(清顺治九年)。按年、月、日编，详尽、完整地展现了王铎一生的跌宕起伏。

作者认为，这部编年史有三个特点：来源广泛，审时度势，褒贬不一。它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积累，更是一种相当深刻的整合和联系。它不仅是美术史的编纂，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和文人精神史的重要参考。

王铎是晚明最具特色的书法家，他深受“好书好线”的影响。他所倡导和实践的豪放连续的草书，在晚明书坛独树一帜，与董其昌的风格形成了奇妙的对比与平衡。王铎的书法美学似乎更适合上个世纪激进变革时代的美学。曾经日本书坛有一句话叫“先王(都铎)胜前王(西直王)”。此外，王铎在南明弘光朝从仕到赋，其一生在晚明政治史上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

王铎《五律诗轴》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日学术界在王铎作品的整理、研究和出版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但对王铎生平的研究进展相对平缓。徐玉元一1975年在《书品》杂志上发表《王铎年谱（稿）》。1992年出版的村上三岛主编的《王铎书法》五卷本中，还收录了富本雅公司的《王铎年谱》。这两部编年史是根据一些王铎的书法作品和在日本收集的《拟山园选集》首诗(清顺治十年出版，五十四卷残卷)写成的。虽然他们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他们看到的材料的限制，他们有些缺乏。1993年，荣宝斋发表了带有简单年表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2007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北师大张生著的《王铎年谱》扩大了文献来源，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有很多错误和疏漏(如将“张宝义”误认为平湖张培等)。)，尤其是很少关注图像素材。浙江大学薛龙春教授花了十几年时间撰写的《王铎年谱长编》，在王铎生平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王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2019版，《王铎年谱长编》，三卷，每卷一百万字。2020年稍作更新，增加了彩色目录，并出版了精装版和《皇帝的四大本书》(刘涛先生对编年史增加目录的方式非常积极，他评论说“编年史中描述的王铎图书记录，可以说是主要图书记录的编年史”)。本编年史以王铎的生平、交游及诗歌、书画活动为中心，以王铎的出生(明万历二十年)开始，以王铎的去世(清顺治九年)结束，按年、月、日编，详尽、完整地展现了王铎的盛衰。

2020年底，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完这本巨著，费尽心思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向薛隆春师兄和他的师友们请教。我知道小家子气的理论里可能有无能。

看了这个编年史，我觉得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来源广显示作者功力。以往关于王铎生平的研究资料大多局限于一些常见的史料和书籍。在此基础上，龙春哥大大拓展了信息来源，可谓详尽无遗。有一次听白沈倩先生当面称赞龙春雄的资料收集，像是一场集团军会战。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他弄来几十个新材料和盘子。我在这本书里看到，在王铎的诗集里，作者采用了很多难得的文献，比如国家图书馆的顺治十年《拟山园选集》诗集，比日本的残卷多了21卷；发现天津图书馆《王觉斯初集》黄中忠、河南图书馆《拟山园初集》崇祯、上海图书馆《拟山园选集》新副本。通过使用这些文献中的诗歌，发现了许多王铎早年的痕迹。作者还尽力搜寻晚明人写的诗，爬出与这位音乐大师有关的线索和记录。比如齐比娅《祁忠敏公日记》在四十岁前后的几年时间里用来接很多音乐大师的朋友(第215-237页)，陈明霞《石云居诗集》 《石云居文集》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用来接音乐大师的很多唱片(第1209-1211页)等等。其实人的文字是极其丰富的可以挖掘的矿物。然而，以往编年史的编纂仅限于条件和精力，似乎收效甚微。附参考文献《明清诗集》200余种，可见作者的努力。

王铎《致薛所蕴札》

王铎《致薛所蕴札》

在图像方面，龙春兄大索天下，不仅全方位使用了国内博物馆、图书馆、文物商店和私人藏品，还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美国观远山庄、莱溪居、台湾石头书屋、香港近墨堂、日本骎骎堂所藏等很难获致的王铎书迹图版。同时，著者关注近数十年来大陆、港台和北美、日本的各种拍卖会，通过这一渠道获得的图像也为数不少。当我在书中看到某件作品来自东京美术俱乐部昭和某年拍卖，或来自北京中汉拍卖这类不太知名的公司时，不禁感叹再三。在广来源的基础上，著者对材料并非简单堆积罗列，而是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整合与勾连。如年谱中述及谱主五十岁前后与杨之璋、之玮、之玠三兄弟交游时（页721-725），除王铎本人诗文外，其他材料的来源分别是观远山庄藏手稿、西泠2005、2008两次拍卖、《王铎书法珍品集》、广东省博藏品、《敬和堂藏帖》、洛阳博物馆藏手稿、故宫博物院藏信札（仿本），等等，这些不同渠道的资料，在著者手中条分缕析，井然有序地进行了排比整合；再如，谱主六十岁“为终南无心上人跋《罗汉卷》卷”条（页1367），著者从不同版本的王铎诗文集中，找出一篇文章和两首诗作，与本条所录题跋文字相互参证。读完这些以前被湮没或被压抑的史料，让王铎的真实人生愈来愈清晰、鲜活和立体。至少对我而言，是对王铎的观感有所改变。

王铎《山水立轴》

王铎《兰石图》题跋

王铎题吴镇《渔父图》

二是慎考辨，可见著者心思。年谱撰写会面对大量的考据工作，既有史料的辨析，也有史实的考证。本谱考辨通彻明白，极为精审。如，关于“天启三珠树”问题，著者注意到，收录于河南图书馆所藏明末刊本《拟山园初集》与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拟山园选集》中的同一篇序文《王觉斯年丈初集叙》，分别署名黄道周和蒋德璟，但据其中“僭为选评”四字，可定必出黄道周之手（黄曾评选王铎诗，蒋则未曾）；在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中，此篇更易一字，文末“黄子”改为“蒋子”，后署名蒋德璟，另有一篇《题王觉斯初集》述及“三珠树”者，则署名黄道周。龙春兄认为，黄氏绝无为初集两次作序之理，且王铎殁后，其弟王镛、王鑨所编选集（即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有多篇序文被抽换易名（如以吕维祺换邢绍德，以何吾驺换张四知，以马之骏、姚希孟换薛冈等）。

王铎《挽吕维祺诗立轴》

另据张镜心《王文安公神道碑铭》中关于王铎、倪元璐、蒋德璟三人“入翰林为庶常”时“鼎峙词林，声实相伯仲”的记载，可知那篇《题王觉斯初集》述及“三珠树”者，作者极有可能是黄道周的同乡蒋德璟。国图所藏顺治十年本《拟山园选集》编纂者很可能故意将黄、蒋二人名实错置（页151-152）。此处考证，绵密确凿，纠正了书法史上一直以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为“天启三珠树”的旧说，令人信服。王铎书作中有大量上款人只知名号，不晓姓氏，甚至只有其名姓中的一个字，对这些受书人的考证也是本谱创获较多之处。除了著者在《前言》中提到的考出某件手卷上款“遂兄”为王思任之外（页4-5），再举一则：王铎曾为“苧萝大词宗”临圣教序轴，但“苧萝”为谁？龙春兄从张鼎延诗集中检出《赠谢大司农苧萝》，又从薛所蕴诗集中检出《送谢苧萝司农还章丘》，查得谢启光为章丘人，入清后为户部尚书，故“苧萝”必为谢启光无疑（页113）。当然，书中也有不少“待考”“俟考”“姑置于此”等等，疑者传疑，理当如此。这些考证和存疑，或可称为“E”考据时代中乾嘉朴学之风的传承和发扬。

王铎《铜雀瓦砚铭》

王铎题北宋《圣教序》

三是具褒贬，可见著者史识。在天崩地裂的时代，出处大节，选择不易。王铎是不幸的，如果其早卒十余年如董其昌辈，则不会面对降与不降的尴尬抉择。无论如何，福王遁走，王铎、钱谦益等南明高官“献城迎降”，终究是人生大污点。王铎一直以“贰臣”之名留在历史上，颇有些脸谱化。在本年谱长编中，收录了大量王铎诗文，在在可见其思想的隐微变化。如谱主四十七岁充经筵讲官时，反语太多，言时事有“白骨满野，人肉相食”等语，遭上怒责（页517-518）。清军薄山右之时，又上《兵议》，上《御试策》，极言御寇之术，愿领强兵，请缨击贼（页557-560）。更多的，则是王铎为明末清初的诸多死节者写诗歌（如为吕维祺等），写传记（如为焦源溥等），写墓志铭（如为张风翼等），写祭文（如为吴阿衡、祁彪佳、杨之璋等）。王铎虽有归隐之心，“鱼鸟当何适，江山且当归”（页880）；也曾上疏求去，“诚恳求赐允放于江湖”（页899），但终于还是降志辱身。令我惊讶的是王铎在闻知崇祯自经后的多次痛哭（页879、889等），在南京城陷之前的被人群殴（页969），见到被执的弘光帝时“直立不拜，戟手数其罪恶，攘臂呼叱而去”并言“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页977）等记载。或许，王铎忠于大明，但并非奉南明为正朔。晚明遗民钱澄之曾有“藏文于文”之说，我们在年谱所录王铎晚岁诗文中，或许也能看到这位贰臣的隐秘心灵角落。龙春兄据实录史，虽无明言论说，但我似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所隐然呈现的价值评判。不作简单道德判断，已然是一种立场。龙春兄的这部王铎年谱长编，不仅仅是艺术史的撰述，也是研究晚明政治史、文人心灵史的重要参考。

王铎《致焦源溥札》

王铎《赠别沈石友诗卷》（局部）

借助于现代即时通讯工具的便捷，我在阅读过程中曾向龙春兄数次请益，都得到他详尽诚恳的赐复。如，年谱第一册中，在谱主三十六岁时有“为新安知县陈世祥（善百）书自作诗轴”，此件后钤“王铎之印”、“宫宾学士”二印（页141）。但“宫宾”是太子属官，理应是王铎当了东宫侍读（1637年，四十六岁）后所用印，不应出现在其早年作品上，因此，这件作品我认为存疑。龙春兄回复，钤有“宫宾学士”这件，他当时也注意到印章时代问题，因作品绝真（在日本看到的战前拍卖图录），前一印“王铎之印”为其时所用，只能怀疑“宫宾学士”为后加。龙春兄补充，在王铎入清后的作品上，还钤有“文渊太傅”，或“大宗伯印”（页991），这是其弘光朝与明朝的官名，虽难以理解，但作品确实为真，只能假设为后钤。再如，我读到崇祯元年“为祉吉刘年兄大词宗”临王羲之书，谱中云“查先生所有同年进士之刘姓者，祉吉只可能为刘士祯之字”（页145）。我则认为除了进士同年，尚应查证王铎的天启辛酉科河南乡试举人同年中，是否有刘姓字“祉吉”者。龙春兄回复，所有刘姓同年进士的字号，他全部查过；举人同年因为只限于河南府，人数不多。而“祯”与“祉吉”之间含义关联，且还查到名祯者字中取祉的许多例子，因此，才判断祉吉只可能为刘士祯之字。他的答复令我心悦诚服。窥一斑以见全豹，可知即便是谱中短短数语，也是著者花费了极大功夫反复考辨才得出的结论。

王铎为翼隆作《隶书诗册》

纵览全书，我尚有二三点建议和意见可供参考。一是龙春兄已刊发有三十余篇与王铎有关的论文，并于去年出版了阶段性的成果《王铎四题》一书，对王铎生平及其艺术的诸多方面进行研究和阐释，似于谱中应在相应“按语”部分予以提示，以便谱文与论著可以相互参观。如谱中有多处涉及王铎生前身后的刻帖，在《王铎四题》中则有《王铎刻帖考论》专文；再如前述关于“三珠树”那篇序文作者的考证，谱中因篇幅所限较为简略，著者另有《顺治十年刊的篡改与王铎形象的重塑》长文详细考辨，并得出了非常重要的结论：王铎在去世之前最后一次诗文集的编辑过程中，通过蓄意篡改信札的受书人姓名、诗文集的序言作者姓名、诗集选阅者的姓名等方式，“制造”他与明末清初众多名流的密切交往与深厚情感。借助黄道周、倪元璐、文震孟、何吾驺、刘宗周、钱谦益、吴伟业这些大儒、忠臣、烈士与作家虚妄的背书，王铎企图重塑他的历史形象，而他的两个弟弟王镛、王鑨则实施了具体的刊刻活动。如能在年谱中给出这些论著的出版信息和主要观点，当能让读者按图索骥，更获教益。第二，本书为年谱“长编”，类似年谱相关资料汇编，其“书法”不同于年谱本身，的确可以尽量详尽，多作引申，以备览者查考。但是我仍觉得某些部分的文字似过于枝蔓，如每年“附录”中涉及到的一些常见人物生平不必具引（如页70-71的孙承宗、董其昌）；王铎与友人集黄道周斋中，既引王铎赠诗，又引吴伟业、张维机赠诗（页535）；王铎题宋权藏范宽《雪山萧寺图》后，复引宋权在宋人《松亭抚琴图》及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后的题跋文字（页1199），等等，似皆蔓衍，可略为芟剪。第三，个别地方还存在编辑技术问题，如第一册最末三页有部分文字重出；个别文字误植（如页67“三株树”当为“三珠树”）。

薛龙春《王铎四题》

这部《王铎年谱长编》，显示了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利的学术条件下，编撰艺术家年谱所能够达到的新高度。龙春兄在微信中告诉我，年谱长编本是王铎研究的副产品，他将再用数年时间，撰写一部研究专书，“为王觉老打工打到底”。我非常期盼他的专书早日完成并出版，定将为明清艺术史个案研究树立新的典范。

2021年1月4日改定于成都

（本文原标题为《王铎研究的大成果——读薛龙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