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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华2020年书单
作者苏华是唐明大同南郊人。
《万里筹边》，马和田，刘铁成王志豪主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3月
马贺天(1887-1962)山西芮城人，是我国近代边疆研究和边疆历史地理田野调查的著名人物。他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南京新亚社)，由戴冀涛和于右任作序，傅毅出版，即“风靡全国”，促使中国人对北方有了更多的了解。(黄芬生《甘青藏边区考察•序》)1928年，马贺天被任命为兰州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不久后辞职。但兰州大学在“兰州大学英语保存一百年”中给了这位前校长一席之地，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命运”和中国的边疆问题，恢复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让我深为敬佩。这本书的编辑刘铁成和王志豪写了一个很好的《导言》，对本报、教育家和边疆史地研究者的诸多贡献给予了全面的指导。我最看重的是马贺天的回忆文章和老套的诗词，还有1917年写的《山西票庄之过去与现状》。近年来，马贺天的《内外蒙古考察日记》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等多部老作品被整理出版，但《蒙古志》301001《东北考察记》以及西北地区发展起来的许多文章似乎仍有整理出版的必要。
《朝鲜亡国惨史》，乐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乐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我在平城南郊的唐明附近住了十多年。虽然不能统治历史，但他对历史学家关于北魏平城时期的著述有着天然的关注。20多年前看了米文平的《从西郊到南郊：北魏的迁都与改革》(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乐观怀疑嘎仙洞是“拓跋鲜卑居住的旧市石室”。在介绍乐康的书时，我看到他对鲜卑是最早发祥地的说法有“保留”。“顶多只能说嘎仙洞是五世纪拓跋族考虑的祖籍”，他觉得很有历史感，很专业。
在“拓跋魏国本”一章中，乐康明确给出了平城“王畿”的范围：东至代县(今河北蔚县)，西至良乡(今山西右玉)，北至沈河(今大同阳高)，南至银关(今山西代县北)，几乎覆盖了整个桑干河流域，也就是当年拓跋联盟活动的南部地区，这片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的“王集”之地，传统上称为“巴蜀”拓跋珪为了巩固首都，保证吉冈的安全，采取分家割据，异地定居；把新征服地区的重要士绅迁移到平城；将与拓跋族关系较少的部落置于固定封地等一些措施，导致平城出现了“代群”居住。作者强调，“代仁集团”是拓跋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没有“代仁集团”，就不可能形成常备军，更谈不上形成定都定境的“国家”。乐康提出的“代群”思想，对拓跋王朝前期如何进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组权力核心具有重要意义。
在讨论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时，乐康注意到祭祀仪式的改革实际上是这场汉化运动的起点。他把祭祀仪式是在西郊还是南郊举行，作为是否真的汉化的一个醒目标志，因为代表北亚草原游牧文化的拓跋人的祭祀仪式在西郊，而汉正统王朝的民族祭祀仪式在南郊，祭祀仪式的名称是“从西郊到南郊”。
《鲜卑石室寻访记》，李广主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吴雷川日记》，李广主编，商务印书馆，2020年8月
2017年，商务印书馆将吴雷川的《吴雷川日记》(青协出版社，1936)列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重印，吴雷川这位“真理的见证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又是今年
推出《吴雷川日记》，使读者可以走近其内心世界。不读名人日记，不知阅读日记之美妙。在此之前，我不知吴雷川还有一本计划写的书和一本不知最终完成了没有的书。计划写的书叫《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1943年1月25日，他详拟了大纲篇目，一天后“顷思此书名，似觉庞大而笨重，不易组织紧密，且将与旧日所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及《墨翟与耶稣》两书有重复，故拟改用书信体发表。即仿朱光潜《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体载而增多篇数，较为灵活”。殊为可惜的是，这一写作计划因卫理公会方慕其前燕大校长和前清翰林书法名，请其写录20多万字的《新约全书》而中断。如果书写完毕，这一“将来在基督教经典永久流通”的写刻印本，想必会载入中西典籍交流和传播史。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阎晶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
《箭正离弦：〈野草〉全景观》，阎晶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9月
2020年6月到京，见阎晶明先生，知其在防疫期间写了一本书——“《野草》本事考”，而且完全是笔写手书，为得是释放被压抑的心情并借助已经点燃的文字的力量，从《野草》已被固化了的“诗与哲学”的背后，“寻找一点本来的俗事依据，以证明《野草》其实并非空降的诗文”。等我看到这本“本事考”后，却为书名的“《野草》全景观”所疑惑，既“全景观”又“本事考”，该是怎样的一个作法？直到通读了全书，才心悦诚服。原来，他是以阅读鲁迅得出的提纲挈领似的锦句“作文通常具有本事起因，文章却从来不就事论事”进行的，即把回到“那个时候的事情”的本来面目作为本事梳理解读的基本要素，再杂糅进“从不就事论事”的全景实证观察，激情澎湃、一气呵成地作就了这本充满了现场感的解读著述。从叙事文本上，阎先生以“本事”为追从，把《野草》与鲁迅所经历的现实之间所有有史可据的关联，做了一次“野草”在动感地“疯长”的专门解构，由此，过去那些抽象晦涩难懂的篇章，便成为一个个非常好看的“好的故事”。
更难得的是，他对日本新一代鲁迅研究者、九州大学大学院言语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秋吉收的观点，做了必要的“辨正”。面对一向以“言之有物，考据有论”的日本鲁迅研究界的代表人物，敢于进行商榷或者说是不客气地批评，仅我所知，少之又少。因为这不但需要激情和勇气，还必须有熟烂于心的证据。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美］寇志明著、黄乔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9月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美］寇志明著、黄乔生译，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9月
这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在“革命文学”的引导下，我们长期认为的那些政治上趋于反动或极端保守，生活上颓废堕落的封建余孽，“阻碍社会进步”的遗老，背时代潮流而不得志之士的幽怨之作，在以研究鲁迅旧体诗闻名的寇志明博士的详解下，却体现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特点的一面。读后，不敢说发蒙启蔽，至少是受益匪浅。他在书中举了一个例证：“袁世凯去世之际，陈三立曾写下如下诗句”：
寄题曹东寅南园图
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
宇县巧煽力，取附爪牙衣。
冠匍匐媚受，禅欲列秽史。
载歌咏凭几，眦裂举腕战。
倐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
（《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结论》第220—221页）
陈立三的《寄题曹东寅南园图》，共32句，寇志明转引了其中的第5—12句，这没问题，问题出在将该七言诗错为五言。一本研究晚清民初“旧派”诗人的专著，却将一首重要的诗点错行、断错句，这无论如何也是要指出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漏、丢字的问题（该书在这方面尚有编校失误处）。因寇志明只在该诗随页注2中说“诗见陈立三《散原精舍诗续集》，卷中，第48页反面第3—5行”，并没有标注出哪家出机构和出版年月，故无从查对此错是出自作者本人或是译者。现据李开军校点的《散原精舍诗文集》，将寇志明引用的这八句诗，抄录如下：
当时大盗据九鼎，怙恃凶威横宇县。
巧煽力取附爪牙，衣冠匍匐媚受禅。
欲列秽史载歌咏，凭几眥裂举腕战。
倐忽南戈起扫除，莽卓坐陨改谣谚。
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