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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颜真卿”颜真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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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10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舒丹的墓志铭，署名为“颜真卿”。这一考古发现再次让颜真卿成为舆论焦点，引发了关于这个“颜真卿”是否是另一个“颜真卿”的一些猜想。有趣的是，颜真卿小时候在长安出生长大，师从名家。他从政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贬谪和升迁，这一切都始于长安，反叛于古代。长安最终成为他不断回首却无法安身立命的故乡。颜真卿作为书法家、政治家、文学家，似乎一辈子都离不开长安。那么这一新的考古发现是否意味着1300多年后我们还会在长安再见到颜真卿呢？

袁大千、罗万顺墓棺床

据了解，今年6月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窦咸阳市考古队在秦韩新城公洞村政府保留地进行了汉唐墓葬的考古发掘。在发掘过程中，清理了大量隋唐墓葬，其中有三座墓葬可以确认为元氏家族，即袁大千和罗万顺墓、袁步琦墓和袁墓。

据墓志铭内容初步考证，袁大千是北魏长山王的第七代孙，曾担任尧州都督府的文书参军，龙州沧军的书记参军，右肖伟常侍，江州龙门县令。开元六年(公元718年)病逝，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迁居京兆府咸阳县武安乡碧园边。罗万顺，本名罗，生于鲜卑，北魏孝文帝时改称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病逝，天宝六年(公元747年)迁夫旧墓。袁大千三子袁步琦，国子监大学学生。他未婚，死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迁于父母墓。袁是袁大千的侄子，袁大千在鱼香县任主簿，领导有为，领导游击将军，领导左思危。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病逝，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与妻子迁居咸阳武安乡碧原葬。

其中，袁大千和袁良心墓志铭的作者是汝阳县的，墓志铭中的李福自称是他的侄孙。据《新唐书》记载，李福是之子，原石县李显妃，龚皇后。结合墓志铭可知，袁有意识的妹妹是的妻子，李福的母亲。历史上，李习安博览群书，作为长子，李福完美地继承了父亲的艺术细胞。《新唐书》还记载李福是一个眉宇清秀的帅哥。他爱交朋友，爱喝酒，与何、李白关系很好。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汝阳三斗始于天，路溺于曲车入口，恨不迁酒泉”指李福。袁大千的墓志铭是其侄儿所作，袁的自觉墓志铭是其侄儿李琮所作，均无史料记载。据推测，李聪也是李习安的儿子。

《罗婉顺墓志》

在这次考古发掘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罗婉顺墓志》的书是《颜真卿》。罗万顺墓志铭的墓志铭封面和石碑尺寸均为51.451.4 cm，墓志铭封面周边线条刻有花卉和四神。16字篆书，728字楷书。考古发掘执行负责人张杨立正表示，考古发掘“有遗憾，也有惊喜”。“不幸的是，这些坟墓在早期被严重盗窃，但他们发现了中国唯一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颜真卿早年真迹。”“墓志铭上明明写着‘长安县颜真卿书’。”“颜真卿在天宝写墓志铭五年，写于颜真卿三十八岁时。“根据颜真卿年表，颜真卿是从礼泉县司令部提拔上来的

古代女性往往有“名”而无“字”，罗万顺的字很庄重。墓志铭上说她“婉约美丽，字正腔圆”。所以可以看出，罗氏既是美女，也是才女。墓志铭首先简要介绍了她的家庭背景和性格，通过对丁牧和大哥之死的担忧，展示了她的孝顺、深情和重义，并赞扬了她的勤奋和能力。然后，她曾祖父、曾祖父、父亲等的官职。详细介绍了守礼、爱子、智慧等性格。以及在寒食节期间，因想起亲人吃了冷食而死亡的过程。最后表达亲人的痛苦和悲痛。墓志铭虽然显示了更多被唐社会认可的女性楷模倾向，但至少也让我们对女性的人生历程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咸阳考古队队长许维鸿说：“从年龄上看，元氏夫妇年纪大了，妻子也少了。从考古角度看，女墓志铭是颜真卿所作，显示了唐代女性的地位。”

《罗婉顺墓志》(本地)

《郭虚己墓志》(本地)

大约30年前，人们还不知道颜真卿早期的书法。当时我们在颜真卿身上能看到的最早的石碑是他44岁写的《多宝塔感应碑》，但是从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颜真卿33岁写的《王琳墓志》和他41岁写的《郭虚己墓志》都出现在洛阳。据Xi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元介绍，前者散落到市场上，另一个《郭虚己墓志》是砖瓦厂挖土时挖出来的。《王琳墓志》有两个版本，恐怕其中一个是假的。但总的来说，这三个人物还是给了我们一个颜真卿早期书法的轮廓。

袁墓出土的陶瓷动物俑

有学者认为，与颜真卿33岁写的《王琳墓志》和他41岁写的《郭虚己墓志》相比，这一考古发现与他们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与颜真卿代表时期丰富、浑厚、宽广、雄壮的文风相比，颜真卿38岁的文风似乎没有那么浑厚，反而更加单薄、飘逸。比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庸就持这种观点。《罗氏墓志》出土后，他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反复说：“作为一个正宗书法的门外汉，我只是看热闹，真的觉得没有理由相信这次发现的墓志铭字迹来自颜真卿。所以墓志铭是否出自颜真卿之手，还有待充分论证和认定。”对此，陈根元认为：“颜真卿其实是一个士大夫暴君。他26岁时中了进士。应该说他学识高，学历高。但到了二三十岁，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还保留着初唐书风的影响。比如这种自初唐《罗氏墓志》以来的楷书精致飘逸的感觉就是这样，但结已经有了后来“颜体”打开包围的线索。进入50岁以后，他再也没有失去自己的魅力，而是转向了对阳刚之气、阳刚之气、厚朴之气的追求，形成了我们所熟悉的所谓燕风，也就是说《罗氏墓志》是他的早期作品，燕风的风格还没有形成。这为我们了解颜真卿书法的成长，以及他如何成为国学大师，开启了唐人自己书法风格的序幕，提供了特别珍贵的科学资料。”

袁大千和罗万顺夫妇墓出土的陶俑

76岁的颜真卿因忠于唐朝而殉国。他的自我牺牲已经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里程碑，所以他被视为道德楷模。正是因为人格信仰的介入，颜真卿书法才最终成为宋代儒家改革派争取与统治者同等政治权力和文化地位的斗争中的理想标准。所以北宋以来，无论文人还是平民，所研究的书籍大多是宗法性的。严书法雄健挺拔，与他的生活一样，含蓄而充满力量，与儒家思想有着深刻的契合，从而确立了中国书法的精神境界

元步旗墓出土的陶瓷动物俑

关于“舒丹墓志铭，署名‘颜真卿’，是真名颜真卿吗”？张洋李真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还是要以公开出版的官方考古简报为标准，最近正在整理。”毕竟，任何考古遗迹的研究和鉴定都需要一个逐渐加深神秘感的过程，甚至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和寻找。最后，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记者：赵墨)

颜真卿书法评议二题

杜昊

关于 《罗婉顺墓志》 的讨论

近年来，颜真卿书法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前几年，日本推出了颜真卿书法展，题为《超越王羲之名笔》，重新定义了颜真卿书法的历史地位，赢得了人们的关注。策展人真的认为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应该这样定位，还是应该为了媒体轰动？不知道。

东京国家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名笔”展览海报

之后，Xi碑林博物馆为了呼应这一事件的热度，推出了颜真卿碑帖拓片展，也引起了文化界的极大关注。他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大概是颜真卿的书法成就远超王羲之，他抱怨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近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县新区发掘唐代元氏县家族墓葬时，发现了舒丹的墓志铭，署名“颜真卿”。据说这也是国内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唯一一本颜真卿早年的真迹。这个消息又一次把颜真卿推到了舆论的焦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颜真卿的书法和人品在历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发现是颜真卿书法唯一的科学考古发掘，也就意味着其他颜真卿碑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现，此碑的书写年代仅次于之前出土的《王琳墓志》，是最早的书迹之一。

《王琳墓志》(本地)

作者多年来一直关注颜真卿的书法现象。当我看到这份报告时，我并不惊讶。一方面，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会有更多的古代铭文出土，包括“颜真卿”署名的《蜀旦》。另一方面，根据我对颜真卿书法的理解，这座碑并不违反常理。颜真卿的书法特色多样，早年与晚年差异很大。用我们常识中的“浑厚大气”之类的词语来形容颜真卿是非常片面的。除了颜真卿的浑厚书法，还有其他与浑厚气象完全相反的方式。比如《多宝塔碑》被古人评价为“美丽多彩”，还有人评价《东方朔画赞并碑阴记》为“以显力取姿”等等。

这次出土的《罗婉顺墓志》笔画比较细硬，和我们常识中的粗笔画相差甚远。但如果与《王琳墓志》《李玄靖碑》《宋广平碑》相比，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就是在整个颜真卿流传的铭文墨中，只有一部分属于肥大。

从构图来看，《臧怀恪碑》具有沙孟海所说的“平画宽结”的特点，即颜真卿书法的横画不像刘公权、欧阳询那样倾斜，结构“不从侧面取美”，而是横向延伸气势，也是后世所说的篆刻构图方式。我们知道，“以美为一方”是王羲之等人从魏晋开始总结的文风，为后世所普遍接受，成为历史上的主流文风。而颜真卿的写作恰恰背离了这种主流形式。这是现代以来信奉创新精神的人一直在说的。

一部古代作品很容易判断为假，但真的很难判断为真。因为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完成的，必然与其他作品不同，这种独特性往往成为否定一件作品的理由。如果判断属实，很难解释这种独特性。

另外，对于书法来说，用大字、小字和不同的材料书写会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在谈论一部书法作品时经常忽略的一个前提。颜真卿里面的人物很多，很有气势。还有说颜真卿书法有“庙堂气息”。但是如果用小字写的话，写出来的方式会很不一样，也会造成外观上的差异。

大量资料显示，安史之乱前，颜真卿的社会威望、官职、书法功名都没有那么高。碑文写出来的时候，颜真卿只是一个比县长低一级的官员，他的书法离当时的老百姓并不远。唐代书法教育兴盛，整体水平较高。书法书写类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

笔者认为《罗婉顺墓志》符合颜真卿早期书法的一般形态，说明颜真卿早期书法与当时唐人共有的一般特征是一致的，不必以晚年部分作品的风格来怀疑这座碑的真伪。

颜真卿书法评价的历史脉络

颜真卿是继王羲之之后中国书法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书法家，但他崇高的书法地位不是在唐代而是在宋代确立的。这种现象不仅仅与书法本身有关，更是一个更广视角的历史文化命题。我们现在的唐代书法史，往往把颜真卿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其实这个定位并不是唐代历史的真实情况，而是后人眼中的“唐代书法史”。如果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许多问题就无法解释。

最近作者出版了专著《罗婉顺墓志》，重点研究颜真卿的书法。这样研究的原因有几个：第一，关于颜真卿书法的史料虽然很多，但仔细梳理后发现大多是后人，很少有前人直接考证的唐代史料。就颜真卿本人而言，几乎没有对书法甚至文艺的评论，比如从颜真卿那里做研究是不可能的。中央美术学院已故教授邹跃进说：“研究一个死去的颜真卿更有价值。重新定义颜真卿毫无意义。历史已经形成。不要和古人较劲。”。在与书法史学者、中央美院教师刘涛交谈时，他也认为“从史料来看，一个死去的颜真卿更容易找到资料，而唐及唐前书法家单独做书法研究比较困难，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资料”。其次，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关于颜真卿书法的常识，都不属于唐朝。追根溯源，首先要明白我们现在知道的颜真卿是进化而来的。再次，我们所说的颜真卿属于另一个层面的语言现象，即颜真卿的形象是人们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语言本身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是，语言本身有自己的规律。从全球学术背景来看，从研究对象转向研究语言本身的学术趋势是学术发展深化和提炼的结果。

后人对颜真卿书法的推崇之复杂，也体现在对其作品的收集、编目、整理、题跋等活动中，各种复杂因素往往被揉合在一起。他的作品的价值往往不是从单一的艺术角度来看的，也不是单一的政治文化因素那么简单。任何一种粗略的勾勒都可能把问题简单化。以前的人往往以“书对人来说很贵”作为解释这个问题的主要理由。但这种单纯的回答，并不能解释人们围绕颜真卿书法热烈讨论的书籍和人格问题。

颜真卿书法所体现的内涵为后人无限解读提供了可能，书法所反映的一些现象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后人对他书法作品的评价，热衷于他的性格与风格的同构关系。当然，这种同构也是被大量评论者选择和安排的。人格与风格交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颜真卿书法所体现的“书写精神”，这可能是人与书纠结的关键点。颜真卿书法风格的定位是沿着“人与书同构”的线索完成的，这对颜真卿风格的最终定位起了很大的作用。评价首先是一个语言问题，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同时代和不同文本的语言来源、使用和目的都受到许多限制。这些限制包括语言使用的外部因素和语言本身的内在规律。

对颜真卿书法的批评和推崇存在于经典评价中。无论是崇拜者还是批评家，他们共同使用的主要工具是“二王”制度形成的一致审美标准。当古典语境转向现代语境时，对其评价的关键词也发生了变化，这与对颜真卿书法地位的重新推崇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现代书法作品既能自然接受苏轼等人对颜真卿的评判，又有进一步推广的意愿，因为“新”已成为现代语境下的重要评判标准。

我们现在关注的是，颜真卿书法有一个特殊的语境，即现代科学话语体系。在这种背景下，颜真卿在书法史上的地位需要重新解读。但是，我们看历史，需要有宏观的眼光。既要了解当下的逻辑，也要了解古代的话语体系。这样才能不随波逐流，不轻易否定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