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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理解的三个关键词

【编者按】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著名中国研究学者以斯拉f傅高义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0日逝世，享年90岁。哈佛费尔班克中国研究中心后来发布消息说：“我们非常难过地宣布我们的前主任傅高义教授去世(1930-2020)。傅高义教授在1973-75年和1995-99年担任该中心的主任。他是我们中心真正的守护者，博学的学者，好朋友。我们会非常想念他的。”

香港大学历史学教授许在接受《私人历史》杂志采访时，回忆了他与交往30年的经历。他指出，要理解傅高义，我们必须把握全球化语境中的三个关键词：人、学者和传奇。以下是对许教授的采访。

傅高义教授

虚怀若谷又充满激情的学者

我是1990年在哈佛大学学习后认识傅高义的，至今已经30年了。但我必须说，我既不是他的学生，也不是他的助教，更不敢做他的朋友。

从1995年到1999年他第二次担任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基本上他就在我参加的讲座里，我每周都会在各种场合遇到他。

另外，哈佛教授有家庭聚会的传统，一个学期至少要组织两次。费正清创办哈佛东亚研究时，每周四组织大家去他家公开邀请。任何对中国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去。大家一边吃着黄瓜三明治，一边聊着关于中国的各种话题，这已经成为中国老一辈研究者中的一个著名故事。不幸的是，我刚到哈佛不久，费老师就去世了，没能向大会鞠躬。傅高义也是如此。和老教师费正清一样，他家住在哈佛附近。他兴趣广泛，喜欢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他主要吃中餐外卖，好像比费正清家的三明治好吃。当然，目的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盛宴他的思想和学术。这些教授是真正的“开门主义”，真诚欢迎大家，为大家提供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

在我的印象中，傅高义从来不老也不年轻，总是面带微笑，从没见过他生气，有时笑得像个孩子。傅高义没有多少头发。每当他回答不了别人的问题，就拍一下自己亮亮的额头，让它叮当作响，有时还会做出节奏和回答。

傅高义非常开明。有人和他说话，他就拿出一本小书。就像一个记者，当他发现能激励他的东西时，他说：“好主意！让我写下来！”他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他从来不装权威，有时候态度比你低。有几次我们听演讲迟到了。我尴尬的坐在地上站着；他什么也没说，坐在地板上。

1991年，傅高义写了一本名为《亚洲四小龙》的小书。当时正好是哈佛课程改革。这些大教授们争相为全校本科生开设一些核心课程。当时，傅高义开了一个“东亚工业社”。记得1996年左右，我曾经想当这门课的助教，傅高义先生甚至给了我一本很大的这门课的读物。可惜我太忙了，没时间做他老人家的助教。现在讲义应该还在我香港大学办公室。

傅老老师的教学应该很受哈佛本科生的欢迎。他的讲课一定像一个慈祥的老人给你讲故事，很有意思。另外，他的经历极其丰富，学生们无疑非常喜欢。当我2016年回到哈佛时，我听说傅高义仍然自愿给学生上两门课。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出于对学术和社会的热爱，想和年轻人交流。我为傅高义先生的道德操守和教书育人的精神感到羞耻。

记得2014年，有一次和导师akira iriye教授在哈佛旁边一家叫“南北家园”的中餐厅吃饭。傅高义听说了这件事，想参加。我看到他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头上戴着头盔，腿上套着反光打底裤，还跟我们道歉晚了一点，然后详细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2019年底，傅高义去香港做新书出版讲座，我没能参加。他还特意把《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签名本寄给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

像我这样照顾他或者从他身上受益的人应该太多了。研究东亚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应该去他家拜访或者向他请教。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日本人民的老朋友”。当然，他也是“美国伟大的爱国者”。他有着国际化的胸怀和极强的现实关怀，不能简单地把自己贴上一个懂中文的学校或者亲中的学校的标签。

2019年我在哈佛大学休学术假的时候，基本上每周都能看到傅高义。那时他八十九岁，这样一个成功的学者已经不能做琐碎的工作了。但仍在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当代中国面临的关键问题》，即《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每周邀请著名记者或学者发表演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是因为激情，他对中国，对世界，对美国充满了激情和关爱。

傅高义的学术脉络

从1993年到1995年，傅高义和约瑟夫奈一起去了白宫。他的职位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事务干事，主要负责收集和分析东亚的各种信息，每天撰写简报。这两年的经历，不仅让他近距离接触了很多机密信息，也让他明白了简明扼要写作的重要性。

现在，很多人都记得，当时的傅高义觉得自己太老了，当不了官员，在政府任职仅两年就立即回到哈佛教书。事实上，哈佛大学有一个硬性规定。如果你全职担任校外职位长达两年，你必须回来，否则你将失去你在哈佛的教学职位。大部分人不会放弃在哈佛的教职，所以到期后会回来。基辛格是公开的，但他们未能在截止日期后返回哈佛。

1994年以前，美国规定大学教授70岁退休。许多人不知道哈佛教授可以选择在1994年后不退休。例如，《文明冲突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80岁退休。2000年，当傅高义70岁的时候，他选择了退休。他只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写他想写的书。《邓小平时代》写于当时，中国大规模崛起，他对现实的强烈关注促使他研究中国。他认为研究邓小平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傅高义花了十年时间才完成这本书。《邓小平时代》出版于2011年。写完书，他想再接再厉写《胡耀邦传》。然而，他意识到当时中日关系的恶化，并想以研究日本和中国的双重学者的身份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做出贡献。结果他老人家花了近十年时间研究中日关系，写了一本书《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该书出版于2019年。

我们中国人说的是“一家之主”，傅高义就体现了这一点。他的野心，他的学历，他的人品，正是世人所用。很多人认为他缺乏理论。事实上，傅高义是在追随自己的激情和一贯的现实关怀。

《邓小平时代》年付梓之前，哈佛大学出版社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傅高义组织了一大批学者挑毛病，并根据题目去找相应的专家审稿。关于邓小平的早期经历，傅高义还通过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询问了我的意见。这都是傅高义思想开放的表现。他知道很多他不清楚的细节，所以他希望齐心协力。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血液里有一些东西，比如一些趣闻轶事，俗语，一听就知道，但是外国人不太可能懂。比如“和尚打伞无法”，就是我们客气的时候会说“哪里哪里”。这些外国人有时候听不懂，我觉得很正常，就像我们听不懂英语里的一些表达，这是必然的。

很多人说《邓小平时代》错误很多，我觉得没必要要求全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傅高义的学术水平不是很好。我想问，如果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社会，尝试写《里根传》，他们的学术水平能赶上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十分之一吗？

再者，衡量一本书的价值，不是看它有没有小错误，而是看它的学术影响力，看它的研究是否具有前瞻性和原创性。塞缪尔亨廷顿曾告诉我，一本书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反应。如果人家恨你恨到骂你，那也是成功。用他的话说，“你踩了他的脚。”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只要有回应就是成功，没有回应就是失败。

按照这个标准，傅高义的每一本书都是极其成功的，每一本书都是杰作。《邓小平时代》01《日本第一》，在中国和日本都是畅销书，证明了他的成功。现在国内很多学者都在吹毛求疵，执着于一个小错误。感觉有点瞎。

傅高义去世前，他一直想写两本书，一本是他的自传，另一本是《胡耀邦传》。其实从十年前他写完《邓小平时代》开始，我就亲耳听到他说要写几遍《胡耀邦传》。我估计他搜集了很多资料，因为邓小平和胡耀邦的研究有很多交叉的东西，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可惜他走了，书还没写完。我不知道他是否安排别人代替他完成这项工作。如果没有，那就可惜了。

傅高义一生致力于研究。最后他的自传没有写出来，他也说不出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一个遗憾。他从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出来，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国际知名学者，世界各地政要的贵宾。多么伟大的故事！但是他的书已经是一座丰碑了。

The man、the scholar、the Legend

我个人认为，要理解傅高义，我们必须抓住全球化背景下的三个关键词：人、学者和传说。

傅高义是时代创造的。如果没有日本和中国的崛起，他的研究不可能引起如此多的关注。费正清说他不能失败，因为他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里学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这同样适用于傅高义。

傅高义出生于1930年。他本来是当兵去韩国打仗的，没去。幸运的是，他在一家军队医院工作。结果，他对美国社会和心理学产生了兴趣。退休后，他去哈佛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美国家庭的。后来，一位哈佛老师告诉他，要深入研究美国社会，最好了解其他社会。就这样，他去了日本两年观察日本社会。他很快成为一个错误的日本学者，并于1979年出版了《日本第一》一书和其他使他成名的著作。后来，因为哈佛想建立中国研究，傅高义再次进入中国研究阵营。并很快成为国学专家。

“学不厌教不厌”在傅高义先生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上面说的故事包括做笔记，退休后给学生上课，组织各种聚会，参加缩放会议，在他去世前向美国新政府递交备忘录，思考如何改善中美关系。这是他对慈悲的现实关怀。他不希望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中日关系恶化。他一直抱着“生而为人”的心态研究中国入世。

我还想强调，傅高义最初是一名社会学家，最终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他的学术轨迹也表明，历史其实是最好的参照系。无论是中日关系，中美关系，还是日美关系，我个人认为，要建设更好的未来，还是要回到历史，尤其是我前不久出版的两本书里提到的“共享历史”。傅高义活到了90岁，实际上写了五六本书，但他实际上用他精彩的一生向世界展示了什么是伟大的学者，如何做人，如何学习。于是，傅高义式的传奇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