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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学术研究 真的是一盘散沙 没有“理论体系”吗？

今年是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诞辰110周年。钱钟书的学术著作大多采用中国传统著作，如《谈艺录》是诗，《宋诗选注》是选集，《管锥编》是读书笔记。即使是用现代白话写的几篇文章，《七缀集》，也和后来的学术论文风格不同，既有美感又有见地。所以后来有一个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争论，就是有学者认为钱钟书的学术研究只是一盘散沙，没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作者只有学识。时至今日，提到钱钟书先生，人们常常会问这样的问题。

1960年大学毕业后，王水照先生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那里与钱钟书一起学习和工作了十八年。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虽然与北京、上海分离，但仍时不时地谋取利益，经常不得不教书，直到1998年钱钟书去世。我在钱钟书的长期经历也对王水照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王水照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钱钟书的学术著作中有“理论体系”吗？他为什么坚持用这种传统的写法？这可能首先取决于钱钟书如何看待“彻底”的“理论体系”与季光片玉的“碎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和价值。其次，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深入阅读理解钱钟书的作品，勾勒出隐藏的关系和整体面貌，这可能关系到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理解和回答。

以下摘要选自《王水照《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一书，本文原标题为《钱锺书老师的南宋诗歌发展观》，已删除副标题，经出版社授权出版。

作者|王水照

节选|沈书志

《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王水照，中华书局，2020年11月

钱先生的作品多采用中国传统作品，如《诗话》(《谈艺录》)、《文选》(《宋诗选注》)、《读书笔记》(《管锥编》)等。他的几篇论文(《旧文四篇》-《七缀集》)也与目前流行的学术论文大相径庭，所以钱钟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争论：即这场争论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管锥编》，钱钟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一个

钱老师到底有无“理论体系”？

从早期学术生涯开始，钱先生就对西方哲学和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小史》等通论性著作，具有系统的、宏观的观点。1984年他在修改文章《中国诗与中国画》的时候，加了一段讨论所谓的“狐狸与刺猬”。他说：“古希腊人说，‘狐狸多才多艺，刺猬只能是一种看家本领。“当代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将天才分为两种类型。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属于狐狸型，但丁、易卜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刺猬型。托尔斯泰是天生的狐狸，但他一心想当刺猬。”(《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七缀集》，钱钟书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文中提到的“古希腊人”指的是Aclocque，他的那句话也翻译为：“狐狸懂得多，刺猬懂得多。”“当代思想史家”指的是与钱先生年龄相仿的英国人伯林。他的剧本《狐狸和刺猬》可以在1951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这本书里找到。在这里，“狐狸”的“无所不知”就是什么都知道，视野狭隘；“刺猬”的“大知识”几乎意味着有系统，有整体把握。钱老师在此证明，苏轼的企业向往司空图，白居易向往李商隐，所谓“爱好的矛盾律”，他能欣赏到超常量的美，是因为他对“狐”和“刺猬”两种类型采取了包容的立场，并没有加特别的地方。1978年修改《读〈拉奥孔〉》时，增加了一段：“我们来回顾一下思想史。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往往整个理论体系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思想的碎片。脱离系统的碎片化思想和不构成系统的碎片化思想也是碎片化的。因此，如果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那是一种粗浅甚至庸俗的看法——不是懒惰和疏忽的借口。”这里对制度崇拜理论的批判和颠覆读来触目惊心。当然，他也提醒人们“自发的简单意见是自觉谨慎论的根源”，并不绝对排斥“自觉谨慎论”(《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钱钟书老师在家【周日】也带山鬼

这两段在修改旧著时特意加进去的话，似乎是为以后钱体制的“争论”提前准备了一个答案。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争论之后，钱先生也私下直接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1987年10月14日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不提出“体系”，因为我认为“体系”的构成未必由于认识真理的周全，而往往出于追求势力或影响的欲望的强烈。和标榜了“体系”，就可以成立宗派，为懒于独立思考的人提供了依门傍户的方便。.马克思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吐温说过：“如果耶稣基督活在今天，他肯定不会是基督徒。”都包含这个道理。这从教派教学和众多弊端的角度揭示了“制度”的异化。在2003年2月10日的一封信中，李先生提到：“钱先生曾经告诉我，他不是一个系统的思想家，我曾经说过，‘你们有你们自己的逻辑去交流’。”李先生希望对钱先生作品中关于中国现代化、全球化和民主化未来的思想资料进行“交叉核对”，并希望从钱先生的作品中找到一致的思想。(以上两封信见2006年《财经》杂志第18期。)

钱钟书老师给王水的信

衡量学者的水平和评价学术著作的价值与他们是否给出一个“体系”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尤为重要的，是对“体系”的认识和真正的理解,不必崇拜它，被神圣化和神秘化。我来把“系统”分为两种形式。我们熟知的黑格尔等一是作者本人给出的体系。,用“观念”、“绝对观念”等概念来整合世界上的一切；宋代理学家以“理”为核心重构了他们的世界观。这可以称为“显式系统”。二是“潜体系”，即作者虽然没有提供明确的理论框架，但在其具体学术成果之中，确实存在一个潜在的、隐含的体系。的钱先生就是这样。我曾在本书第一卷《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老师》中说过：

他反复说“我对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价感兴趣”，却没有给出一个现成的理论体系作为独立的“学问”。但在他的作品中，精彩的作品散落各处，关注具体的文学事实总是“事在情理”。只有系统、理论地仔细梳理和总结，才能加深理解和感悟，才能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研究他的作品，真的能感觉到有统一的理论、概念、规律、规则，有一个互相“敞开”、印证成长、充满活力的体系。

十多年来，学者们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解释、整理、完善钱先生学术思想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对深入探索和把握钱先生的“体系”有很大帮助；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太大的进步，还是“无法明确表态”。为了帮助自己读钱，不知能否提出第三个“体系”，即是否可以初步提炼出一个阅读结构，或者实际上称之为阅读体系，作为进一步构建其“潜在体系”的基础？我们不妨试着从个别话题开始。

2

从 《容安馆札记》 看钱锺书

南宋文学史观的“坐标点”

《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商务印书馆，2003版

《容安馆札记》对南宋近300位诗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就像“把大大小小的珍珠倒进一盘玉里”。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线索？我认为其中三个在发展阶段有“坐标点”的作用。

（一） 《札记》 卷二第443则第1005页论范成大时云：

南宋中期的范、陆、杨，与南渡初期的陈、陆、曾相比，人才辈出，出身落后，风格却不如。

（二） 《札记》 卷一第252则第410页又云：

盖方翁、成斋、石虎都是死气沉沉，文质彬彬，容易男性化，还有很多，需要去后村、石屏、居山。三人中，后村最大，见识最广；石屏的肚子虽然节俭，但精神饱满，能白战；居山送风景给爱情，他的心还是人。他只擅长组织故事成语，比后村略近，不那么醇厚。丐帮以四六法移作诗人，使言能助，也是因为如此。

（三） 《札记》 卷一第22则第24页又云：

《雪矶丛稿》最强大，足以自立。《佩韦斋稿》紧随其后，这个草稿(毛迅《吾竹小稿》)紧随其后。

《容安馆札记》手稿影印内页

南宋诗歌的发展与国家形势和政治形势的演变密切相关，大致可以说是同步的，但也存在一些局部的不一致。我们曾经把它分为四个阶段:的《渡江与文学转型》、《中兴之局与文学高潮》、《国运衰微与文学运动的潜转》、《末世与文学余音》。(参见、熊《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札记》前两篇有明确的时间定位：“南渡之初”、“南宋中期”和南宋后期(第三篇提到“宋末世家”，涉及“宋末”的最后阶段)。他在每一个阶段中选出三位作家,即南渡初的陈与义、吕本中、曾几,南宋中叶的范成大、陆游、杨万里和南宋后期的刘克庄、戴复古、方岳,显然是从整个诗坛的大局出发，以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为依据，以他们的艺术成就为选择标准。再次，以《晚宋家读今》为范围，提出了“晚宋家读今”的前三位，即《雪矶丛稿》、《佩韦斋稿》和毛燮《吾竹小稿》(此篇《札记》论述陈建之、胡、林、陈等)。因此，乐、郁、毛并不足以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这与上述三个时期、九位诗人的情况不同，但都表明钱先生不仅着眼于诗歌史的发展，而且对诗歌艺术和风格进行了细致的鉴别和赏析，对高低贵贱进行了较量，对得失进行了思考。他提供的名单不是有意的。

三

《宋诗选注》 展现的南宋诗歌发展图景

钱钟书老师给王水照手批《宋诗选注》

中兴四大家之一的游懋不会引起人们的反对，但选择却不会轻易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如果你需要查询整个故事，《宋诗选注》提供的另一个关于南宋诗歌发展的描述可能会帮助你找到答案。

《宋诗选注》年的81位作者的传记，都是作者精心撰写的，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学术信息，包括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宋诗歌(如道教、宋等)的专门研究、利用典使事、对诗史的解读等。以下四点与理解他的南宋诗歌发展观关系最大。

（一） 汪藻小传：

北宋末南宋初，诗坛几乎是黄庭坚的天下。除了苏轼之子苏果之外，只有少数名画家没有涉足江西派，而是倾向于苏轼，其中王藻是最好的。

（二） 杨万里小传：

自杨万里以来，宋诗分为江西体和晚唐体。

（三） 徐玑小传：

叶适倡导后，以“四灵”为榜样，江湖派或“唐风”一时盛行，大大削弱了江西派或“派家”的势力，几乎夺取了它的地位。

（四）刘克庄小传：

他是江湖派最大的诗人。他最初深受“四灵”的影响，受到叶适的赏识。后来他觉得江西派“赠书思诗失腐”，晚唐派“赠书思诗失野”，也在晚唐轻快的诗歌中失去了书袋，补上典故成语，整理成小对仗。

这四个北宋末年，初年诗坛以“苏门”、“江西”为主导，演变为“江西学苏者寥寥”。南宋中期，以杨万里的创作为标志，宋诗分为江西体和晚唐体，这是一个非常有创造性和重要的判断。南宋末年，“四灵”创造了所谓的‘江湖派’，晚唐或江湖派一时盛行，取代了江西派的地位；然而，江湖派最大的诗人刘克庄却开始同时表现出调和“江西”与“江湖”的倾向，“无江西，无江湖”的倾向在诗坛大行其道。

1980年钱钟书在爱知大学的学术报告手稿

四

虽散见在四处，“捉置一处”则宛如一篇完整的诗史纲要

评述大量作家作品，

根据《札记》和《宋诗选注》分别查考的诗歌史的主要线索，两者所提到的时期可以对应(都暗示了四个时期的时代背景)，但《札记》中提到的九位象征诗人是由他们的诗歌成就、影响和地位决定的，而《宋诗选注》则主要是基于诗风的演变(苏门与江西、江西与江湖等)。).因为同一时间段，我们可以也应该观察和相互参照。诗人的基本艺术风格必然受到他所属或继承的诗歌体裁的制约。他的影响和历史地位也与诗歌体裁和诗歌体裁密切相关，体裁的演变也与其代表作家的引导和示范密切相关。《札记》和《宋诗选注》这两条来源不同的发展线索统一起来，构成了钱钟书老师把握南宋诗歌走向的“主线”。

《札记》和《宋诗选注》给出了南宋诗歌发展的清晰明确的图景，但毕竟是一个粗略的轮廓。这需要《札记》联系进一步钩稽、丰富诗史主线索，来到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大量评述和例证，让这条主线丰富、深刻、多样；另一方面，这条主线也为我们理解钱先生的许多具体论述指明了方向。例如，他谈到佐为：“它不同于当时的苏黄学派，它开启了南宋的晚唐风格。”(《札记》，第1卷，第286号)按年龄，佐为在王藻和杨万里之间。他才得以摆脱当时苏轼和黄庭坚的阴影。杨万里之前就开始了晚唐风，也就是江湖风。虽然他的实际影响力无法与杨万里相比，但他实际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这使得整个诗史链条更加环环相扣。

再比如《宋诗选注》里最后一个，是钱老师特别推荐的。《札记》第2卷第530期第881页说：“谢迪山后记，是指江西诗派有二泉(引自赵范的张泉、韩干的全健)、建谷(罗艺)、建谷冰崖(萧立之)的诗。傅昭、韩、罗不再守江西密栗体，而参加江湖疏田。冰崖虽失精狭，但笔法险峻，思维新颖，在二泉、剑谷之上。看它的风格，也贴近江湖中江西人的耳朵。”这种讨论与刘克庄在以前的文论中提到的“非江西，非江湖”的通俗诗风不谋而合。既能补充“主线索”的内容，又能找到萧立之在诗史链条中应有的位置：“要在宋末老人中脱颖而出，非真山人和谢迪山所及。”《宋诗选注萧立之小传》中还说萧“不如同时代的谢翱、镇山等人有名，但在艺术上的造诣已超”。主要原因是：“他的大部分作品清新自成体系，没有谢傲那样口若悬河，或者像镇山人一样弹江湖派的老调。”意在标志宋末小家庭中能“不居江西”而“有自己风格”的诗人。

顺带一提，他在评论时提到被安置在，但在第2卷第628期第《札记》页第1170页，他认为他能与萧立之比肩，说他“感到苦闷，但不能成为自己的门户，不是宋末的江湖风或江西风，在遗民中，他能与崖抗晋”。《札记》和《宋诗选注》讲的是宋末诗人的“自成体”和“自成门”，往往与摆脱江西和江湖所谓的“影响力焦虑”有关。运用义符对进一步完善诗歌史的“主线”是非常有益的。

江洋老师和王水照合影(2006年4月)

钱先生实际展示的“主线”一方面需要从大量具体论述中得到丰富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认识其复杂性。所谓“主线”，只是从宏观角度指出了诗歌的总体艺术走向，预示了文学时尚的总体转型；但对于具体作家的作品来说，又是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千篇一律。

比如诗人，因同情朱、赵如玉而被牵连，却在江湖上出名。他的诗集《臞翁诗集》被陈奇题写成《江湖集》，他遭受了一场“江湖诗祸”。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刘克庄说：“老师的诗名越来越重，要求他走一走，造福大众，但《江湖集》是杰出的。会有灭顶之灾，老师难免一死。”(刘克庄《臞庵敖老师墓志铭》，见《后村老师大全集》卷148)敖陶孙与江湖诗人的社会关系并不密切。但钱先生强调，他的诗不具备江湖诗的特点和风格，不能纳入本系列。谈《札记》时收到《南宋群贤小集》(宋等主编。)《臞庵诗集》第二卷446号第1026页，他说：“纯属江西手法，并非江湖招式。虽然他和刘厚存是朋友(《诗评》自跋云：自己写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刘乾富的遗作)，但并没有感染晚唐.《小石山房丛书》年有《宋古乐《梦晓楼随笔》一卷，多论宋人诗歌。有云‘虽不属于江西派，却得江西之身’，颇有切题。就诗风而言，奥斯应入江西。在最近的《中文笔记》中，钱先生在评论《南宋六十家[小]集》(宋代所编，纪谷歌所抄)时，对敖氏家族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六十家之中，只有江西一家。可以是古诗词，近体非常粗糙。有《上石湖》四定律和《题酒楼》统一，没有定力。”(卷三，第375页)诗人的这种个体差异和复杂性提醒我们，不要机械地理解“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