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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四大作曲家三大交响乐团的接力 能否催生新时代的《红旗颂》？

试镜就像一场比赛。12月5日晚，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舞台上，有四位作曲家的同名作品《建党一百年》，观众中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好像是入学考试。”作曲家杨宇说，他如此紧张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对比和竞争，还因为这个沉重的主题。"这种创作机会，一个作曲家一生中可能只会遇到一次."

上海交响乐团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暨新作品研讨会

在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的许多创作者都在加紧创作。上海交响乐团委托约四位作曲家创作，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三大乐团联袂演出，尽显勇气；贾大群、杨宇、郝伟亚和杨约翰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的作曲家，他们融为一体，显示了他们的创造力。

四位作曲家贾大群、刘洋、郝伟亚和杨约翰走上舞台

吕其明在新乐路创造了《红旗颂》

1965年2月，35岁的作曲家吕其明接到创作《红旗颂》的任务，并于当年5月在《上海之春》中首次亮相。一个命题作文，一个紧急任务，是如何成为一部红极一时的经典的？在今天的上海，接过吕其明大旗的后来者能否创作出留存的主旋律作品？

群体创作、联合演出、共享委约，探索创演新模式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和上海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龙宇

为什么要求四位作曲家写出同一个主题？上海交响乐团的创始者和音乐总监龙宇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凝聚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不同时代的创作者有不同的体验，他们的参与会给这个主题带来历史的深度和丰富的视角。

诗歌是“50后”作曲家贾大群和“70后”作曲家郝伟亚的灵感来源。贾大群的《逐浪心潮》，题目取自毛泽东的诗《心潮澎湃》。郝维娅的作品《菩萨蛮黄鹤楼》，灵感来源于当代诗人食指的名篇《相信未来——为女高音与乐队而作》。60后作曲家杨宇的《相信未来》融合了中西音乐词汇。约翰杨的《中国颂》，80后作曲家，诞生于他的舞剧《父辈》主题音乐。

上海剧本创作中心艺术总监、编剧罗怀珍评论四位作曲家的四部作品：“50后”历尽艰辛，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信念；《60后》大方典雅，舒缓开阔；“70后”受过良好的教育，技术丰富，视野开阔；“80后”又回到了最初。“四部作品都很先进，不可替代，放在一起是一个整体。”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透露，在“2021上海新年音乐会”上，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将联合演出四首作品。四部作品的完整版将于明年4月底5月初首映，并开始全国巡演。周平还希望这种团体创作、联合演出、共享合同和在许多地方巡回演出能够探索艺术创作和生产的新模式和机制。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说：“四部作品已经成型，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不断完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表达。”他相信北上广三个乐团的演出将对这些作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其更好地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上传播。

为人民创作、为未来创作，主旋律一样可以成经典

面对同一个命题，四位作曲家的风格是不同的。杨宇和约翰杨的作品相对传统且旋律优美；贾大群和郝伟是相对而言的先锋，他们的创造力很强。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杨说：“对于主旋律的创作，作曲家一方面要用专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艺术追求，另一方面也要得到观众的认可。两者的结合对作曲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前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在听了上海交响乐团委托创作的四首作品后发现，虽然风格各异，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创作中听到了每一位作曲家的真情实感。

为什么半个多世纪前吕其明创作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幅作品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开国大典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场景。吕其明曾经说过，看着天安门广场升起的五星红旗，他想到了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包括他的父亲卢惠生。“我对红旗有很深的感情。我曾经热泪盈眶，埋头写作。我把我的真实经历，我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写进了笔记。”

“感人的是好作品，主旋律仍能成为经典。”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孙说。事实上，古今中外不同时代的许多大师级艺术家都创作了主旋律作品，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作曲家又回到了主旋律的创作上。

主旋律作品不应该以某种方式贴标签。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俞峰认为，当代中国主旋律作品有明确的任务和目标，即旗帜鲜明，坚持以人为本的创作方向，以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优秀的制作写出优秀的作品。

俞峰说：“主旋律的创作要让老百姓喜欢，但不能一味迎合。艺术一定要当代，一定要领先，一定要让老百姓踮起脚尖欣赏。我们不仅为今天而创造，也为未来而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