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农民生活资讯网 >> 文学 >>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人民的智慧》:《大宋之变》公共历史写作

《历史学家的思想》和《人民的智慧》:《大宋之变》公共历史写作

公共历史的写作长期以来在专业和大众之间摇摆不定。如何在学术上“叫好”，在公共领域“赢”。宋史研究者赵冬梅的《大宋之变》为专业学者为大众写作提供了一条探索之路。

撰文 | 江柳

(本文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届书评比赛一等奖获奖作品)

在中国当代历史作品中，代表公共史学潮流的通俗作品一直被忽视。虽然百年来，从张荫麟《中国史纲》到李伯中《火枪与账簿》，几代国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创作了一批质与量并重的公共历史著作。但如果放眼当下，展望未来，不仅公史人数很少，而且代际之间也有明显的断裂：经历过一点老年的司学和司导，没有工资。

公共历史作品在风格、定位和内容上仍面临诸多问题。最重要的是，大众历史著作还没有完成从庙堂学到大众学的范式转换：一般的大众历史著作，不考虑历史真相，通顺易懂，因此受到学术界的批评，而专业历史研究者撰写的大众历史著作，往往受到市场的嘲讽。很少有公共历史书能在学术上和公共领域真正“叫好”。

北京大学历史系赵冬梅教授的新作《大宋之变》以鲁思的作品为背景，以北宋的学术考察视野为基础，通过分析仁、英、神、哲四个朝代北宋中央政治中不同取向官僚的兴衰，展现了当时历史的多元特征和北宋君臣关系的复杂局面。作者除了沉下心来学习，还做到了叙述生动，语言平实，文笔优秀。同时，作者富有人文关怀和现实导向。在阐述和勾勒北宋后期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他始终回应着当下的宏大理论，无疑向读者展示了历史的当代价值，体现了作者希望借此书“借民智”的崇高追求。

《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01

“深入”与“浅出”：

对历史世界的全面展现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迁以线索复杂著称。人们和后人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分析了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化。如何将这些线索延伸到同一个理论的叙事分析中，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摒弃后人落后电影的后见之明，让叙事达到并接近历史场景，无疑是对作者《大宋之变》学术基础的考验。

在这方面，作者可以真正开始一个新的故事，进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分析叙事。在前言中，首先阐明了从细节和线索考察北宋政治文化衰落的研究方法，然后从司马光晚年的政治生活历程入手，以此为中心叙事线索，在碎片化和纷繁的史料海洋中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北宋政治文化是如何走向衰落和崩溃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的书法和书法都不算优秀，但字正如人，尾直见方。黄庭坚曾看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稿，评论道：“于长观文公(司马光)《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至今无字为草。他自己的行为就是这样。”论司马光的书法云：“文只是书不太好，而却极其坚强，喜欢做人。所谓左标尺，右规则，音就是法。作为一个学位人，看它的书就能看出它的风格。”

就具体叙事而言，《大宋之变》利用北宋人物丰富的史料，在叙事中引入“一人一次”的小历史分析，通过历史人物自身的语境了解其所经历的政治环境和政治事件，以密集的文本分析和微妙的心理观察，实现对特定历史场合政治人物的行动和心态的“通达”，对时代人物充满“同情理解”。

比如，在笔者看来，王安石变法对北宋的影响不在于其政策处理，而在于变法带来的政治文化变异。这个问题涉及的问题范围很广，很难叙述。然而作者选择了变法时代的边缘官僚：邓宛的仕途兴衰是一个切口。通过将他赞美青苗法并一步步获得美差的故事与反对青苗法的官员进行比较，展示了政治改革导致的北宋官场政治宽容的逐渐丧失。因为这份工作，在这本书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当时高层政治人物之间的善意、敌意和相互攻击，而且可以超越传说和言情理解他们。我们也可以看到大时代的小人物：宫中为了个人生计而假装怀龙的女奴，染了丈夫鲜血因判刑而在汤潮引起大地震的蝴蝶，邓州农妇阿云，官位卑微却又忧国的小官吏夏征.他们的故事在大时代交织在一起，低音和高音并存，《大宋之变》演奏了一个时代的多重乐章。

作者除了描写人物的“小历史”之外，还可以跳出史料带来的框框和藩篱，对北宋所经历的“改朝换代”进行彻底的“大历史”分析。

比如北宋后期朝堂政治史的解读，学界习惯于分析改良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新旧政治集团的党争博弈。但作者可以相当警惕这种二元方法的弊端，认为其实是后人的“淡化过程，省略细节”。在写作过程中，他自觉地走出了传统的党争和群论的藩篱，随着风气的变化和政治文化的分析，对北宋后期的政治史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像样的新阐释。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政治史研究方法论的含蓄反思：摒弃后人强加给历史的各种后议和评价，从官僚与其周边人员的个人关系和政治风气来观察时代大势的演变和过程，试图在一般理论的基础上总结帝国时代的中国。就此而言，作者赵冬梅教授在本书中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眼中的金屑”这一纯粹的历史研究，进入了“水中的盐味”之下的“以历史事件为方法”的层面。

02

何为历史与历史何为：

浓厚而深沉的人文关怀

《大宋之变》除了将北宋后期的历史世界尽收眼底外，还渗透了作者强烈而深厚的人文关怀，践行了作者在公共史写作领域所倡导的“民智”的指导追求。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作者详细而细致地分析了人事的冲突和怨恨是如何吞噬了北宋政治官僚中仅存的政治理性，个人之间的不相容最终导致了整个王朝的覆灭。在文本内外的古今对话下，读者一定也在欣赏作者“宽容是人间最难”的悲叹，反思历史。“古为今用”的好处就能充分显现出来。

当然，“智”不仅仅是自我与人和历史打交道的反映，更是人文素质的渗透和教育。《大宋之变》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亮点。比如作者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她每天阅读的史料是最美的古典散文”，她把史料看作是古典文学素养的文本符号。也正是因为如此，作者在本书正文和尾注中引用了大量史料，同时了解了现代读者的阅读能力，将大部分涉及复杂疑难历史事件的古文翻译成清晰的现代汉语词汇，保留了原文的精华。这些译作优雅、准确、内容恰当，既没有给读者阅读造成障碍，又给作者的写作增添了一点韵味和色彩，表现出独特的历史叙事张力，也为读者提供了元金典梁培养自己的古典文学素养的机会。

03

虽有小疵，不害全璧

当然，作为一部内容广泛的巨著，《大宋之变》在写作和内容上难免有一定的错误和疏漏。阅读过程中列出以下示例，以供参考和更正：

第8页作者提到北宋名臣樊镇的生卒年，列为(1007-1088)，不正确。据《韩伟《南阳集》卷三十，有韩伟为范镇所作的《墓碑》碑文，其中提到，范镇死时说：“三年十二月元佑闰，端明寺学士桂茂，印青光禄大夫，遣官龚凡到营长府私宅。讣闻，哪天眼不见，给金子光路博士。”。对陈源《二十史朔闰表》的复检表明，该月为鬼茂朔，所以范镇于当年12月1日去世。换算后可以知道是公元1089年1月15日。所以范镇正确的生卒年是(1007-1089)。

在第34页，作者提到“4月28日，英宗终于出宫，到郭襄天清寺和礼泉祈雨”，并在尾注中注明此处文献以“卷《续资治通鉴长编》，页201，4864”为依据，此处阅读有误。根据李导的记载，志平元年四月吴佳篇的记载确实有“郭襄天清寺祈雨与礼泉观”的内容。根据孟元劳的卷《东京梦华录》，创谷寺毗邻汴河街，在周舟桥以东，天清寺位于周贝清晖桥，其明代无疑是两座寺庙。所以可以看出，中华书局的校本点在这里被打破了

第338页，作者提到北宋大将曲真的生卒年，列为(1028-1086)，这是错误的。据《宋史》卷三五说，“元佑死于元佑之初，五十九岁”，《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其死于1089年3月5日。根据瞿震《宋史》年的旅行史可以看出，他的生卒年是(1031-)

《大宋之变》内页。

在347-348页，作者提到“王安利推荐张文为侍郎……王安利也推荐王谷”，这是不真实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五月乙，五年未州，“三省讲侍郎，缺官……王安利说：‘张文虽老，精力仍不差，或可任用。’在：上，“向不同的理论问好……”，太常成阙，王安利上：《王谷好不好》，又上：《古为异论也好》，这就容易引起读者的歧义。王谷旁白后似乎有必要补充一下《任太常成》，让读者明白这是两件事，不建议同一个岗位两个。

第363页尾注10“苏轼《独乐园诗》，胡载《（苕溪）鱼隐丛话》引”，引题有误，《（苕溪）鱼隐丛话》为《苕溪渔隐丛话》。

第364页，作者说：“知道《水浒》故事的人都知道，惠宗利用童贯是北宋破国的重要原因。”这种认识恐怕不能建立在通俗文学阅读的层面上，因为在《水浒》及其衍生作品中，童贯是一个笔墨不多的扁平人物，一般都是扮演宋军的高级战争将领的形象(从这个角度看，他可能算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笔记录”关于现代通俗文学中的童贯，何冠焕老师曾写过一篇专题文章《〈水浒传〉及其续书中的童贯形象》(在他的著作《功臣祸首：北宋末内臣童贯事迹考》中以附录的形式收录，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第475-483页)，作者似乎并未提及。

除了这些小缺陷，就风格而言，这本书可能在以下两个地方不够完善：

首先，这本书涉及了相当多的空间问题，但它不够精确，不足以标记地名。很多地方只把研究所所在的地方标为现在地名所在的地方，容易引起读者对历史上空间问题的误解。另外，涉及到边境问题和军事事件，似乎也要附上地图。

第二，在本书尾注中引用的文献中，作者似乎没有考虑到目前一些学术文献很难被普通读者找到，也没有根据读者的需要进一步更新这些引用的文献。

有些文件由于历史悠久，很难找到。比如第14页提到的朱宗斌的文章《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说古代的人治与法治》，最早发表于1985年。纸质和电子版都很难找到。不过，其实这篇文章收录在朱宗斌近几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学报》这本书里，在语料库里查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而且港台地区出版的一些文献，由于环境和时间的限制，很难被大陆读者找到。比如在讨论北宋末年的军事史时，作者反复引用了曾瑞龙写的《材不材斋史学丛稿》:最早是近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在原版已经相当罕见了。然而，浙江大学出版社今年年初推出了这本书，并出版了简体中文版。如果能在书中告诉读者这个消息，一定会让他们更愿意通过这本书了解北宋后期的军事情况。

然而，其他的引文和参考文献并没有关注学术史的进程，也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的学者和理论。如516页注34，作者引用了201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提交并通过的朱逸群博士论文《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以证明惠宗在崇宁五年下令破坏元佑党碑，实际上是对蔡京势力的不满和反抗。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最早对党碑的破坏及其解释的研究应该是日本学者藤本孟2009年发表的论文《北宋晚期党禁的形成与展开1085——1125》(发表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系历史研究所：《崇寧五年正月政変 : 対遼交渉徽宗蔡 京対立》，第6期，92，2009，第31-63页)。此外，还有胡宏在中国的高质量中文译本：《史林》，收于《崇宁五年正月政变——对辽交涉问题上徽宗与蔡京的对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2页。如果这些文献能够像上述那样得到及时、适当的“更新”，显然会更方便对宋史学术研究感兴趣的普通读者查阅、阅读和理解。

《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二九年度》拓片。现存碑文两种，都在广西，后人临摹。北宋灭亡后，被惠宗、蔡京入侵元佑党的司马光被平反并追授荣誉。因此，列在纪念碑上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所以，虽然各地竖立的原始古迹早已被破坏，但南宋很多人还是模仿它们，甚至在古迹上加了未列名的祖先的名字，以此来荣耀祖先。

小瑕不掩瑜。总的来说，《元祐党籍碑》这本书包含了一代朝臣的荣耀与梦想，几代政务的兴衰。虽然“粉高低高，属水”(奈《大宋之变》之语)，已经是“东京都梦难记，樊楼无空月”(田蓉《题司马温公墓》之语)，但其间有过人与事，有过君王与大臣，有过家族与国家，但由于作者的考证与叙述，在当代得以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