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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论坛:敦煌学术 敦煌聚会

120年前，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无意中发现，成千上万的古代文献和纸帛画被发现。藏经洞被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从4世纪到11世纪，它保存了近60，000件文字刺绣、丝绸绘画、乐器和其他文物。它“方面极其广泛，内容无限丰富”，可谓“中世纪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很快就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敦煌莫高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敦煌学者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论文中表现出来”。

值此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之际，“2020敦煌论坛：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员代表大会”于11月7日至10日在敦煌莫高窟举行，旨在总结百年来敦煌研究的成果和历史经验，促进21世纪敦煌研究的更大发展。论文了解到，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敦煌研究处于落后状态。经过一百多年的探索和研究，几代敦煌人保护、研究和促进了敦煌研究，敦煌已成为国际敦煌研究的最大实体和基地之一。

2020敦煌论坛开幕式

“21世纪，以敦煌研究为中心的历史、宗教、古代文学、艺术等学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同时，对敦煌石窟的深入研究，不断推动了现代艺术的发展，如绘画、雕塑、建筑、书法、音乐、舞蹈乃至服装设计等。”敦煌研究院院长赵胜良说。

敦煌莫高窟九层

从莫高窟第16窟主室看藏经洞口

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从屡遭偷盗到举世瞩目

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元转在清理积沙时，意外发现藏经洞。很快，由藏经洞和敦煌石窟发现的5万多件文物组成的规模庞大、内容丰富的敦煌文化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综合性学科。陈寅恪称这个全新的学术领域为“敦煌研究”。它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艺术的了解，以及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敦煌学者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论文中表现出来”。金石学家叶认为：“在此洞内发现的数万部古代佛经、道经和世俗文献，是研究中国两千多年来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积累下来的文章最终会成为后人的瑰宝，这是中国学术界和世界学术界的巨大财富。”

道士王元珍斯坦于1907年5月被拍到

斯坦获得的一些藏经洞文献

敦煌莫高窟

但敦煌藏经洞也是“中国学术的悲情史”。藏经洞被发现后，大量文物随之丢失或遗失。斯坦因，英国匈牙利人，约1.5万卷；法国人佩里奥特拿了大约6600卷；日本的Zuicho Tachibana和姬川一郎，俄罗斯的奥登伯格也陆续拿了不少论文。目前，国家图书馆保存了8000多册残卷，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在“2020敦煌论坛”上致辞

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国强在今天的会议上回顾了敦煌藏经洞的发现和经历后说：“令人欣慰和感激的是，对藏经洞文物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国际上著名的学派——‘敦煌研究’。120年来，在世界各地敦煌学者的潜心深入研究下，各地遗失的藏经洞文物逐渐整理出版，基本上揭示了藏经洞。特别是在国家的高度支持和重视下，国内学者团结起来，迎头赶上，彻底改变了“中国敦煌，国外敦煌研究”的命运，形成了“中国敦煌，世界敦煌研究”的研究局面。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召开这次会议，不仅是为了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的文化活动，也是为了纪念120年来敦煌研究的非凡历程。”王国强还表示，甘肃省委宣传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与敦煌学者一道，抓住机遇，把敦煌研究推向新时代的新水平。

敦煌遗书《大般涅槃经》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陈玉柱在会上说，“珍珠蒙上了灰尘，但它的芒却没有被遮住”。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局面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国际学术界公认中国为敦煌研究的中心，藏经洞是敦煌文化的象征符号，其出土文献和文物为敦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敦煌藏经洞是20世纪初中国四大考古发现之一。它不仅是文物宝库，也是学术宝库。这个论坛是敦煌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甘肃省文物局愿与学术界一道，支持敦煌研究院再接再厉。”

《朝贡图》北宋966纸质版(大英博物馆收藏)

关于敦煌的未来发展，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赵在会上说：“敦煌研究院成立76年来，经过一代又一代敦煌人的努力，在敦煌石窟的历史、考古、艺术、美学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国际敦煌研究的最大实体和基地之一。故宫又称紫禁城，是中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宫殿建筑群。去年8月31日，故宫博物院有幸与敦煌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在学术资源共享、遗产管理、文物保护与研究、数字保护与应用、人才培养、文化创意发展、公共教育等八个方面进行了战略合作。此后，两家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单位携手合作。”

敦煌遗书碎片

中国敦煌吐鲁番协会会长郝介绍了敦煌学界未来5至15年的重要工作规划，包括出版敦煌石窟新全集、建立敦煌文献资源全球共享平台等。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胜良致辞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胜良在讲话中回顾了藏经洞发现120年的历史，敦煌研究100年的发展，敦煌研究院76年的艰苦奋斗史。他说：“改革开放后，通过中国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敦煌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敦煌研究的格局。回顾敦煌研究院76年的艰苦奋斗历史，一代又一代莫高窟克服困难，锐意进取，逐步形成了“坚守沙漠，乐于奉献，勇于承担责任，开拓进取”的“莫高窟精神”，并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创建了世界文化遗产科学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的综合体系；运用科学技术，真实、全面、可持续地保护敦煌石窟，建立了中国石窟科学保护方法体系；突破传统石窟考古的方法和手段，开创了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的石窟考古新模式；提出数字敦煌的构想，研究开发数字文物成套关键技术，实现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和可持续利用；我国首次开展了遗产地游客承载能力研究，建成了第一个文物领域的数字展示中心，开创了“总控线上数字展示实体保留”相结合的世界遗产展示利用新模式，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了突出贡献。”

敦煌遗书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拓展研究与敦煌藏经洞之谜的再认识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会议邀请了150多位敦煌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参加。开幕式结束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疆、浙江大学教授、中华书局总编辑柴、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研究院院长赵胜良、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清在大会上致辞。

荣新疆在会上就《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历史研究新视野》的题目发言说，以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敦煌文献，以及几乎同时在吐鲁番盆地各遗址发现的大量各种文字的古籍文献为标志，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推动了120年来多门类现代学术的进步。“二十年前，我写《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从四个方面展望新世纪的敦煌研究：一、中世纪的宗教史；二是唐代各阶级的社会文化；三、吐蕃王朝对敦煌的统治及中藏文化交流；第四，利用民族史料研究西北民族的历史。时光飞逝，二十年过去了。这些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提到的很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今天，在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之际，我们也可以从新时期史学发展的角度，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法康《摩诃般若菠萝蜜经论释初品》

荣新疆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东西方书史研究，敦煌写本提供了5世纪至10世纪不同时代书体的全貌，而吐鲁番汉语之外还有各种语言的书体，尤其是摩尼教和景教，以及粟特和回鹘的相关文献，为东西方书体的交流和影响提供了资料；二是医学社会史。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有大量“不明方剂”，为观察民间医学社会提供了极好的信息；第三，深入探讨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文献为学者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然而，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进展，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献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发现。根据最新断代，藏经洞的关闭时间应该是11世纪初。然而，关闭的具体原因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藏经洞的相关性质长期困扰着国内外学术界。在今天的发布会上，浙江大学教授张永全于《善惠和尚因缘》发表了演讲。张永全指出，敦煌文献主要由佛经和碎片组成，其中只有8%左右是完整头尾的单卷，而写全经的更为罕见。张永全认为，藏经洞的文献与莫高窟所在地三界寺的僧人活动密切相关。“后唐长兴五年(934年)后，后来担任敦煌都城高僧的道真开始大规模复原佛经，许多敦煌手稿都留下了道真复原的痕迹；藏经洞是道经集修材料的“古藏经地”，与三界寺藏经地不同。道真收集了“贾珠汉藏”收藏的“古坏经”，旨在“补头尾”。那些修补过的经典都是“向西藏申请支援”；剩下的副本和碎片将作为补充或修复材料留在“古经”中，以备后用，最终成为我们所见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关闭很可能与道真之死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敦煌藏经洞

中华书局柴主编为纪念藏经洞进入国家图书馆110周年，就《敦煌藏经洞之谜发覆》年敦煌研究提出了四点具体建议，包括在原始资料(包括中外学者个人简历和研究课题及相关手稿、信件和代表成果，以及相关学术会议的文字和图像资料等)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和完善世界各地的敦煌研究档案。)；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期，西域和中亚各国探险队和探险家进行考古发掘的各种资料，特别是他们在敦煌地区掠夺文物的真实情况。至于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德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瑞典、丹麦等国外敦煌文献的详细、准确信息，还需要进一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今天的大会上，他以《行百里者半九十》为题，以学术界写的《再谈“行百里者半九十”—纪念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为题，总结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近40年的历史等。并再次强调，学术研究、文化积累、继承、创新和发展的主体是“人”。“如今，敦煌学术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特别是要加强以研究经验为主线的老、中、青三代敦煌学者的心路历程、研究成果、探索和理论阐述。”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胜良在《敦煌研究院院史》上致辞。他认为，东方和西方在太阳、月亮等发光体的最初表达上(包括崇拜神灵后对神灵和相关圣物的表达)有一些相似之处。在现有的考古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1。放射线代表光；2.圆圈代表光环；3.火焰代表光。无论是早期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还是印度和中国文明，都可以找到三种闪耀的例子。在印度和犍陀罗佛教艺术中，佛光的表现(包括背光和头光)往往是用圆盘边缘以三角形的形式表现放射状的光，而在犍陀罗雕刻中，火焰围绕着圆形的佛光。佛教艺术传入中国时，基齐尔石窟壁画中虽然有一些放射形的佛光，但大多是圆盘形的，经常用颜色的变化来表现光。隋代画家在对佛光的追求中，兼收并蓄，创新外来佛教艺术，在色彩运用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会议网站

据悉，会议结束后，11月7日下午至11月8日下午，众多专家学者还将围绕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研究、敦煌藏经洞海外流失文物数字化回归模型、丝绸之路多宗教多民族文明交融与文化互鉴研究、丝绸之路艺术与考古研究等议题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