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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谬误》:比彻、胚胎学和节奏知识

发布于:2020-12-01

卢赛洛声音探测器记录的人类声音轨迹

正文/康灵

先说德国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比彻,穆天木直接引用他的话。他于1896年首次出版的著作《劳动与社会》(Arbeit und Rhythmus)不仅成为研究人类劳动及其组织过程的经典著作,还影响了包括齐默和卢卡奇在内的一大批重要的社会理论家思考劳动与社会的关系。总的来说,这本书用“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对立框架来分析人类劳动。其中,毕晓普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在没有外部激励和强制的情况下,原始社会的人们如何长期保持耐心和毅力从事劳动?

在毕晓普看来,答案在于劳动与节奏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劳动是按照人体的自然节奏进行的。主教指出,在“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是一种自然愉快的人类实践;换句话说,他们的劳动不被视为负担,不可避免的麻烦。借助对原始社会数百首劳动歌曲及其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比切尔试图证明,与游戏、音乐、诗歌等其他活动——一样,劳动对原始人来说也是愉快有趣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和所有其他活动一样,遵循人的自然生理节律。也就是说劳动、游戏、音乐、诗歌等。在原始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都是人的自然自发的身体练习,受某种一致的节奏控制。

与“原始社会”相反,“文明社会”的劳动特征在于,人们不再能够按照自己的生理节奏从事劳动生产,被迫向机器生产的节奏投降,以一种外在的、异化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劳动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工厂里的大型机器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福特主义的生产线,构成了一种极度异化的生产方式,迫使人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机器的奴隶,逐渐背离自然、生理、音乐、诗歌的统一节奏。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人类必须努力重新统一机器/劳动生产的节奏和人类的生理节奏,恢复它们之间的和谐关系。

正如后来的学者所注意到的,虽然比切尔引用了大量的人类学观察报告,但他在这本书《——》中的许多论述,无论是作品、游戏与艺术的同源性,还是劳动歌曲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都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基础和严格的经济推导。这项工作应该更多地被视为对技术现代化快速扩张所造成的焦虑的回应。

正如迈克尔考恩(Michael Cowan)所说,1900年左右在德国流行的节奏话语关注的是高速启动的工业化进程导致的人们的身体体验和社会组织形式的转变。在“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对立的背后,人们试图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身体与技术、有机与机械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理解比彻对齐默和卢卡奇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比彻论述的重点不在于他对技术现代化的批判,而在于他对“原始社会”的论述,他把“节奏”看作是人体运作的一种自然的、有机的、生理的物化形式,从而构建了人体机能、劳动过程和艺术形式之间的一种统一。正是这种统一构成了未来左翼节奏诗学的重要基础。它所承载的可能性与隐藏的危机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理解左翼诗学的核心线索。

比彻关于这种生物节律起源的理论有其起源。在戈德斯通看来,这种话语范式属于盛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节律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范式——“生理谬误”。借用斯蒂芬库斯曼的说法,戈德斯通将生理谬误定义为人体的生理组织决定了诗歌节奏的组织这一观点。一行诗的长短取决于呼吸所需的时间;压力的定期重复与心脏跳动的定期重复有关。线条的排列与眼球的运动有关……等等。

现金男批评说,虽然诗歌节奏可以用来再现人的各种生理节奏,但它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在戈德斯通看来,仅仅揭露其“谬误”是不够的,因为正是这种“谬误”为现代诗歌中关于诗歌形式的政治思考奠定了基础,并导致了诗歌话语和诗歌创作中一系列真实而重要的后果。在科学与诗学的交汇处,诗歌的节奏与人体的呼吸、脉搏、进食、说话、运动、新陈代谢等生理过程有关,进而成为种族、民族、文化认同等文化政治话题的焦点。所以追溯这种谬误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后果,比揭露谬误更重要。

对于“节奏”这一知识生产的历史起点,学者们有不同的立场。戈德斯顿的研究集中于1890年至1940年间欧洲和美国的各种科学实验和诗歌论述,重点是“节奏”。阿维拉姆认为尼采是他身体和节奏理论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在詹妮娜韦尔曼看来,尼采的书——,尤其是他未发表的《劳动与节奏》(节奏调查)——,认为诗歌和音乐节奏有生理基础。这不是他或他的同时代人的创造,而是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形成的节奏基础知识中继承下来的。这些知识主导了当时一系列的科学和文学探索。

具体来说,18世纪末以胚胎学研究为重点,特别是关于胚胎发育的形态学及其在表观遗传学领域的视觉表征,willman指出节律图、节律运动、节律表征等概念成为当时学者把握有机生命存在和发展模式的基本认识论框架。其中,“节奏”标志着一种有序的时间结构。

在关于生命的起源与进化(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生物有机体的形态发展(以及不同阶段的划分与序列化,见下图2)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的知识生产过程中,这样的时间感为人们理解“发展”、“进化”、“形式”等最基本的生命概念奠定了基础。正是“节奏”的认识论框架,使无序、混乱的生活具有了可以理解的、客观的形态结构和时间秩序。换句话说,“节奏认识论”不是解释生命的外部理论框架或科学假设,而是一种基础知识,它存在于对生命是什么、有机物是什么、进化和发展是什么的最初定义中。没有节奏的知识,现代科学中有机生命的整个知识体系将是一个不同的面貌。

塞缪尔托马斯萨默林的人类胚胎发育图解

因此,节奏被内在化和自然化为人类作为生物有机体的生理属性。对节奏的认知总是嵌入在对生命形式本身的认知中,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真理叙事的一部分。这种认知模式对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斯托尔克、荷尔德林、卡尔菲利普莫里茨、诺瓦利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等人的考察,威尔曼揭示了一种将诗歌节奏与人类生理运行机制联系起来的共同倾向,并将后者作为前者的基础。

比如荷尔德林就曾经把节奏作为诗歌形式组织的核心原则。在他看来,节奏可以结合人类知识的三个基本方面:——感官、想象力和理性,从而创造出更高的意义。节奏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因为它不仅是诗歌的组织,也是自然本身的组织。

对荷尔德林来说,人性就是在节奏中敞开自己,表现出一种生理和肉体的存在,成为诗歌创作的根本原则。在施莱格尔关于“艺术的自然史”的论述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倾向。施莱格尔认为,文学、舞蹈和音乐不仅是不同的艺术类别,而且具有一种诗意:它们都是人类的生理属性,更具体地说,它们是人类生理过程节奏机制的体现。正因为如此,这些艺术形式(诗歌形式)不仅是人类各种特定文化历史事件和过程的产物,更重要的是,它们内在地包含着对人性自然属性的更高表达,因为节奏本身在各种无法改变的观念表象下,代表着某种恒定的、自然的、本质的属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诗歌声学节奏的管理已经成为这个人的真实、物理、自然、生理和有机节奏的表达或追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基本认识论框架并没有受到挑战,反而愈演愈烈。一方面,节奏作为人类的一种生理属性,与人类的各种心理感知和心理现象相关联,如注意力、工作、疲劳、时间感、情绪、倾听等。并在新的科技手段和设备的中介下,特别是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实践中,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节奏”知识。另一方面,《节奏》与音乐、文学、地质学、人类学、经济学、体育、教育等其他知识门类——融合,激发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想象力和理论。

(本文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授权的康玲的《节奏考》。)

中国好书选读

《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康灵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6月

甲社——中国诗歌社

诗歌实践的一种方式——诗歌朗诵

一场文学运动——新诗歌谣

一个知识谱系——节奏

一批诗词文本

通过考察上述要素,本书完成了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诗歌某种理论“理想类型”的建构和分析:从当时留下的诗学文章和作品中,试图提炼出其中蕴含的历史动力及其在实践中的发展。左翼诗歌对诗歌语言声学形式的管理包含着身体感官的动员技巧,这与革命主体的身体体验和情感运动有关。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为左翼文学开辟了更多的话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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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节奏 诗歌 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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