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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之女万芳:我继承了父亲对生命的敏感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介绍一个剧作家。我想写我的父亲和母亲。我要仔细探索，好好认识他们，通过他们认识我自己。”

2020年是曹禺诞辰110周年。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芳出版了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你和我》，这部作品已经准备了十多年。在《你和我》中，她向读者展示了30多年来曹禺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万芳的母亲方瑞(原名邓一生)之间的一点一滴爱情。与以往的曹禺传记不同，万方收集了大量关于父母家庭生活的资料，从继母李玉茹那里得到了父母几十年的情书。《你和我》想把曹禺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撰文丨镜陶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曹禺在四川江安担任国剧教师。在江安，他偶然遇到了第二任妻子，一生挚爱的只有二十出头的名门邓一生(后改名方瑞)。此时，曹禺已经和清华大学的同学郑袖结婚，育有两个女儿。但曹禺和郑秀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感受到了自己原本家庭生活的痛苦。他向郑袖提出离婚，但郑袖不同意。直到50年代，他和郑袖办理了离婚手续，方瑞才康复。

方瑞原名邓一生，书香门第，清代著名书法家邓史茹的曾孙女，其母为清代散文家方苞的后代。因为方瑞年轻时身体不好，她的家人决定不去上学，而是在家接受私立学校的教育。因此，在遇到曹禺之前，方瑞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是父母的宠儿，父母从未离开过他。曹禺提到，在《北京人》中，他的爱人方瑞被作为创作的原型。像方瑞一样坚韧、冷静、勇敢。方瑞和曹禺相爱了。即使他长期未离婚，她也不顾舆论压力和家人劝阻，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曹禺。结果，方瑞的父亲直到去世都不接受曹禺做他的女婿，也从来不愿意踏进他女儿在铁狮子胡同三号的家。

在十年灾难中，方瑞死于服用过多安眠药。当时万芳才二十多岁，还在东北插队。她不会太关心和反思父母的生活。后来曹禺嫁给了上海京剧院院长李玉茹。曹禺死后，李玉茹把曹禺和方瑞几十年的书信交给了万方。万芳看完信，惊叹于父母之间温暖真挚的爱情，惊讶于自己看似温柔的母亲却如此勇敢而有力的去追求和捍卫爱情。看了父母的信，让她开始重新认识父母，回到历史的场景。

在写父母过去的爱情故事时，万芳开始回忆起童年的每一点，思考父亲对他写作生涯的影响。曹禺说她最像自己的孩子，并不是说万芳已经走上了和他一样的文学创作道路，而是他们观察生活的方式和对世界的敏感是如此的相似。虽然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但万芳和他父亲的创作是相互独立的。他父亲不仅没有给她任何写作指导，她也从来没有向他父亲寻求帮助和建议。

《你和我》，万芳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

01

将曹禺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新京报：在 《你和我》 中，你说有一段时间会拒绝纪念你父亲的约稿，你不想再和别人谈曹禺，为什么？那这次你写作 《你和我》 回忆父母的爱情与家庭生活，创作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父亲万方：,于1996年去世。他走后一两年我写了点东西。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写过想念他的东西。我不想来回说。没有一种感情能经得起这样的磨损。我宁愿把真情藏在心里。

我爸两个月前刚走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灵魂的石头》，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当时我觉得他很心痛。后来写了曹禺在香港和美国的纪念活动，但是没有纪念曹禺的文章。正如我在其他采访中提到的，其实为了写《你和我》，我在心里准备了十几年，克服了各种心理障碍才开始写作，所以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一种人生体验。

新京报：既然你很早就有写作父母家庭生活故事的想法，为什么当时没有动笔呢？

万方：,因为我有一些精神障碍。这种心理障碍很简单的说，就是，

我爸爸妈妈最初相爱的时候，我爸爸是有家室的，我妈妈等于一个第三者。我介意这一点，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创作了很多小说和影视作品，涉及到了各种爱情和婚姻故事，不知道为什么这种事发生我的爸爸妈妈身上，我会有这么大的心理障碍。我并没有时时刻刻想着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而是说每到我想写他们俩的时候，这个障碍就在我面前阻碍我，过了十多年我才完全克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万方，著名编剧、作家，曹禺女儿。代表作《空镜子》、《冬之旅》等。

新京报：那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别的困难？

万方：还有一个问题，按理说这本书应该是我的一个回忆，但我不想写成回忆录。我不知道怎么写回忆录。我不要写他们俩的传记，而是想从我个人出发，谈谈我怎么来重新认识他们，怎么理解他们的爱情，怎么向他们表达我的爱。我尤其想为我妈妈做点什么，她五十多岁就走了，我又在十六岁就离开家了，年纪越大我越想为她写点什么。现在非虚构的说法非常流行，我把这本书归类于非虚构，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02

“我遗传了我爸爸对生活的敏感度”

新京报：在写作之初，你有想过怎么设计《你和我》的行文结构和语言风格吗？我读起来感觉行文是非常随意的。

万方：非常奇怪，自从我知道从哪里入手，开始顺着我自己的感觉写之后，一下子就通畅了。我没有设计结构和语言，推翻了心理障碍以后就是想写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感觉自己的感情一下子伴随着文字涌流出来。我也很庆幸我是在六十多岁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这本书的创作。无论是写作经验，还是对人生的感悟，都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一开始写我妈妈吃过量的药去世，写她在“文革”中经历的痛苦，这些内容写起来都很心痛，但同时我又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这种生命体验非常强烈。从写作之初到最后，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是否要迎合读者。这不像我写电视剧，要满足制作方对收视率的要求，要取悦观众。我相信只要我写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真实的文本就一定能够打动人。

新京报：有豆瓣短评把《你和我》与齐邦媛的《巨流河》相比较，你怎么看？

万方：我认为之所以有读者提出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我虽然在写我的父母，但是他们的人生和历史的大背景是相互映衬的，这点和《巨流河》是有相似之处的。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你爸爸觉得几个女儿中你最像他，你也是你爸爸的几个孩子中唯一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你爸爸对你的创作影响大吗？

万方：影响很大。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我遗传了爸爸对生活的敏感度，这对写作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受到了家庭氛围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小看的戏和书都很多，更接近艺术。但是他没有指导过我写作，到我长大开始写作的时候，他早就沉浸在写不出来的痛苦里了。我觉得他在教育上是一个自由派，很少有家长能做到。我虽然是在他这种自由派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但是我没能做到这样教育我儿子。他很尊重我们的喜好，并且他太理解人性了，他会由着我们的天性自由地成长。

新京报：在你真正成为专业作家和专业编剧之后，他也没有对你的作品发表过什么评论吗？

万方：没有具体的指导和评论。早期我写的都是一些宣传品，不值一提。后来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写过一部电视剧叫《牛玉琴的树》。在电视里播的时候，我爸看了两遍，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我每次去他那他都夸赞得不得了。那时候我觉得我爸特别偏爱自己的孩子，对我的表扬甚至有点夸张了，但也就说明他对我们的教育永远是鼓励为主。还有一次我在《收获》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杀人》，我带给他了一本杂志，过两天我到医院去看他，他就抓着我的手说小方子你真能写啊，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也没觉得自己有多优秀，但是听了他的话我就突然特别踏实。

曹禺一家四口。

新京报：那你如果遇到一些写作上的困难，也从来没有去请教过他是吗？

万方：从来没有。年轻的时候，我想着我不要沾我爸的光，我不想让他来评价我写的东西。直到作品发表了，我想证明一下自己，我才会拿给他看。

新京报：你会介意别人说你是曹禺的女儿吗？

万方：或许曾经有那么一点点介意。但事实上，我们俩的写作是各自独立的，从来没有说因为我是曹禺的女儿，所以我的某个戏被排演了，某部小说被发表了。

03

曹禺对生活的热情

不会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消减

新京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对爸爸妈妈有了什么新的认识吗？

万方：原来我知道我妈妈和我爸爸相识的时候只有二十出头，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但是我没想到她这么勇敢，家里人坚决阻挠她和我爸爸的爱情，她又等爸爸离婚等了很多年。写《你和我》的时候我才对她的勇敢和坚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坚韧不是一种外露的品质，所以大家常常会忽视这一点。

我父母的通信一直从四十年代保留到我爸爸1996年去世。我看到信的时候，特别激动。我原来没有思考过爸爸妈妈的爱情，觉得他们就是很普通的父母，平常爸爸在外面看戏和工作，妈妈在家里，我们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看到他们的情书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生命和爱情也炽烈地燃烧过。我妈妈一辈子很苦，五十多岁的时候就因为药物摄入过量去世了，我也不在她身边。但是我读完这些信后，我想她还是幸福的，因为没有多少女人是能够体验到这样一份爱情。

新京报：你妈妈其实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在家接受了私塾式的教育，过的是所谓大家闺秀的日子。你在书里提到做大家闺秀没什么不好，都是个人选择，只是时代认为不好而已。所以你怎么看待妈妈这种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

万方：刚开始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所以我外公就决定让她留在家里。另外我觉得我妈妈的性格不那么外向，骨子里是非常纯净的，所以这种封闭式的生活比较适合她。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那个时代大部分女性是不需要工作的，她们就是作为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母亲在社会上生活。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工作其实是个人选择，没有什么高低，要尊重个人选择。但我个人是坚信女性要独立的，我爸爸也从小教育我们要自立，也动员我妈妈出去工作，但是妈妈的性格实在是不适合。我妈妈也不是完全没工作，解放以后她参加过一些街道上的工作，其他就是作为我爸爸的秘书，帮他誊写稿件之类的。她一点不受外界影响，一旦她认定了的人和事，谁也不能改变，我觉得这也是她的一份福气。

曹禺和方瑞在重庆。

新京报：你觉得你妈妈为什么认定了你爸爸呢？

万方：我爸的爱情一旦燃烧起来，我觉得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可能不被他打动。我亲眼所见他七十多岁的时候和我继母李玉茹之间的生活，李玉茹是上海京剧院的副院长，有很多时间是在上海的，而我爸爸在北京。所以他们两个异地的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天还没亮，我爸就爬起来写信，一写就写十几页，天天盼着回信。他睡觉的时候要把我继母的信放在枕头底下，摸一摸或者拿出来读一读。我有时候陪他去寄信，那时候寄信很便宜的，两毛钱一张邮票，但是他非得贴一张一块钱的邮票，他生怕他的信因为邮资不够寄不到。

新京报：我觉得曹禺对爱情、生活的热情丝毫没有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消减。

万方：对，他就是这样一个情感丰富的人。但是有时候想想我又很替他难过，他写完《北京人》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正常来说还能写很多好作品呢。但是解放前他开始要求进步，想改造思想，想写工农兵，不能再写这些资产阶级的故事了。我能理解他因为自己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痛恨这种堕落的生活环境，痛恨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但是这没有推动他的写作，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创作，没法自由地写他想写的东西了。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足够了解你爸爸吗？假如他看到你这本书，会说什么呢？

万方：我觉得我足够了解他。他会觉得我写得很好，但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他心里也会有一些小疙瘩。比如说他在世的时候，我写我的爸爸，说他想成为托尔斯泰，他回家后说小方子你可害死我了，我怎么能和托尔斯泰比。然后又把杂志“啪”地一扔，说不管了，反正人家要是再问我就说这是我女儿写的，不是我说的。

新京报：你改编过《日出》的歌剧，那么作为同行，审视父亲的作品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万方：作为同行来说，改编我父亲的作品很省力，因为他的原作已经很丰富了。但可能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更忠实于他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