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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对《民国学者》这么热情？

民国学者热，应该从90年代开始，一批民国“出土”学者突然从世界上走出来。有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辜鸿铭、章太炎、黄侃、刘、梁思成、潘光旦、钱钟书。

民国学者最标志性的“文本”就是陆建东写的一本书《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真正带动了民国学者的人气。结果发现了一堆民国学者的“故事”。比如章太炎走到袁世凯总统府门口，无所畏惧；钱钟书数学只有15分就能考上清华，这在今天的高考中是无法想象的；当时，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胆大包天，踢开蒋介石的裤裆，包括他离开西南联大去土司抽鸦片。好在还有很多熟悉的段子和故事，所以民国学者在90年代开始有了很大的“风光”。

新世纪后，独立学者、作家岳南发表了三部关于民国学者的著作《南渡北归》(后改版为六部，近200万字)，引起了知识界和阅读界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90年代会出现民国学者热？现在，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西方文化“热”，知识界普遍弥漫着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有的人颓废，无心向学；有的只是赶上了市场经济的大潮，“改造”成了大海；还有的躲在小楼里变得统一，这叫“学术为了学术”，为了安顿自己的灵魂。

第二，这些刚刚埋头于“为学而学”的人，突然在旧纸堆里发现并发现了民国学者，最早发现的民国学者是“国学大师”。这时候大力提倡传统文化和“国学”，结果一拍即合。甚至还有少数人期待名利，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这些中青年学者先天不足，国学基本功相对薄弱。突然，他们发现了陈寅恪、章太炎等“大师”和“国宝”。当然，他们以自己为耻，两眼放光。后来他们想尽办法推广。想想也有道理。

就这样，民国乃至民国的学者们开始流行起来。有两个时期被我们“收录在大书里”。从1927年到1937年。这一时期，学者的生活相对稳定繁荣，外界干扰少，学术自由，成果最多；另外，西南联大虽然在抗战时期极其艰难，困难重重，但还是代代相传，故事不断。“重写”和“重建”两个时期的学者和学术活动，无形中被“放大”和“想象”，甚至被选择性地蒙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

不可否认，像民国的陈寅恪、章太炎这样的学术巨星，学的都是中西合璧。他们以“范式”的意义为学术开拓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后的历史背景下。

但我还是想说，今天文学、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了民国。原因很简单，今天的学者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经过40多年的“追赶”和努力，他们有这样一个壮丽的景观。

当然，我理解渴望欢迎民国学者的人们所表达的心情。他们很大程度上是不满学术界的现状，对一些学者的丑恶行为表示不屑和不屑。比如相当一部分学者在现实利益的诱惑下丧失了起码的学术品格；此外，在体制、学科、评估和推广等过于死板的棍棒的指挥下，学术研究成了一种定制的“商品”，甚至

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民国无法比拟的庞大的学者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总有那么几个学者。因为他们坚守学术立场，以学术为业，以学术托付生命，最终会创造出超越前人的学术成就。同样如此。

为什么我们热爱民国的学者和学者？在我看来，我们有一种焦虑，我们从焦虑中期待，说明我们对目前的学术体制和机制不满，对一些学者的丑恶行为痛心疾首。

(作者是中国广播影视杂志总经理)

责编:杜英杰